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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是从营区外那片法式洋房后升起的，一会儿工夫就跳到了云丝飘浮的夜空中。月光泻入室内，四处白晃晃的。勤务兵小豁子裹着棉毯卷曲在行军床上，伸出的脚板被映得很亮。三号岗的脚步声不时地传来，沉重而有节奏。邻近房舍里的弟兄们大都睡熟了，呼声隔着走廊和门窗还是紧一阵慢一阵地钻进屋里。
不知是几点钟。怀表被炮火震坏了，老是走走停停。现在又停了，时针对着“Ⅳ”字，分针对着“Ⅹ”字，指示着一个荒谬的时刻。
显然不会是6点10分。今晚的6点10分已经过去，明晨的6点10分尚未到来。林启明知道，他正处在两个6点10分之间的又一个漫长夜中。
很乏，很累，可又睡不着。眼一闭，面前就现出太平洋货栈的大火、电线杆上挂着的死人大腿。大腿会活起来，能在硝烟升腾的废墟上跳来跳去。枪声、爆炸声、军号声、电话铃声不断地响，连探照灯的灯光都铮铮乱叫，铁打的神经也受不了。一些穿军装，不穿军装的面孔尽往屋内钻，常闹得他处在一种似梦非梦的境地里。几小时前，他分明看到师里的长官们——有刘师长、赵副师长和周处长，说说笑笑走进屋，他刚要挣扎着起来敬礼，长官们又不见了。
无法遏制的焦虑和激动纠缠着他，使他不能摆脱。连续三个长夜，他只能身心交瘁地躺在床上或站在窗前看月亮。好在这三夜都有月亮。
月亮圆且大，象在云丝中走，天空是蔚蓝的，不黑，从西面的两扇大窗子能清楚地看到营区内的三排平房。平房里住着特警大队和公民训练团的二百多号弟兄，这些弟兄来得比他们早几天，是第九中国军人营的第一批被收容者。他们的头是个警察中队长，姓傅，叫傅历滋，高高瘦瘦的，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入营时见过。平房前是个大操场——显然，过去这里是所学校，操场上搭了二十几顶帐篷。帐篷和他栖身的这座三层高的小红楼，住的都是他们三营的弟兄。
北面的窗子正对着营区外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的楼顶和墙壁都是铅灰色的，显得沉重压抑，他觉着公寓楼恍惚也是第九中国军人营的一部分。公寓楼和他置身的小红楼只隔着一条弄堂。他在头一个失眠之夜就注意到，公寓楼里的中国同胞们，心是向着他和他的弟兄们的。
那夜，怀表没停，好象是九点多钟，他站在窗前抽烟，对过四楼正中一户人家看见了，先居高临下扔了一盒红锡包香烟过来，继尔，又从阳台上打出了一面二尺见方的国旗。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缓缓摇动着国旗，望着他默默流泪。
他还注意到，三楼住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最多十三、四岁，大眼睛，白白净净的，留着齐耳短发，总喜欢站在阳台上向这边张望。有一次还试着用晒衣服的竹杆向这边窗子够。那竹杆对小姑娘来说，大约是重了些，刚伸过来，就掉到了楼下的弄堂里。幸亏那夜弄堂里没人，才没惹出什么麻烦。小姑娘还向他们的窗子扔糖块、苹果，因为瞄得不准，有些糖块、苹果也掉到了弄堂里。
这益发加重了他的焦虑和激动。他知道，民众们爱戴他和他的弟兄们，是因为他们打鬼子。现在，他们失去了自由，不能再冲锋陷阵打鬼子了，这爱戴便蒙上了怜悯的意味，尽管是真诚的，他还是受不了。
他禁不住一遍遍问自己：他和他的弟兄们现在究竟算啥？他们不是战俘，不是囚犯，可又明明白白失去了自由，这有道理么？！
他和特警中队长傅历滋悄悄谈过这个问题。
傅历滋是上海人，有过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据傅历滋说：从法律角度讲，1776团3营的国军弟兄和特警中队武装警察的私权，均未因解除武装进入第三国租借地而丧失。他们应该据理力争，要求解除囚禁，获得自由。
他很振奋，昨天，他和傅历滋代表第九中国军人营的所有弟兄，起草了一份交涉书，正式递给了营主任罗斯托上尉，要求他交给布莱迪克中校转呈租界当局。
把交涉书送出以后，又多了一层忧虑：交涉书会及时经过布莱迪克中校送到租界决策者手里么？租界当局会释放他们么？俞鸿钧市长要他们接受租界当局的安排，大概不会是这种囚禁吧？！国府方面是不是也在为此和中立国各方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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