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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半道上遇几个小土匪，天成的小藤箱太惹眼，被抢走了。好在那点活命钱和“王字”藏在贴身的内兜里，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回不了勿里洞了。
走了十天才到广州，身上的衣服已经带一股汗臭，行李被抢走，没有换洗的衣服了，天成找到卖衣服的店铺，买一身粗布衣裤，上衣是对襟的布扣，下摆两边有两个大衣兜。换上了衣服，再小心地把藏在裤衩内兜里的钱和王字取出来放在新衣兜里，装着钱，他总是记得用手按住，这年月，身上有点钱财让人看到就会遭抢。
在广州码头买了去南洋的船票，等上船渡洋的人群乱哄哄的,很多人往前挤,船工拦在那里喊道：客满了，船小,不能再上人了，你们等下趟吧。天成没有挤上去，没挤上船的人抱怨着：不能上还卖票，这不是坑人吗？船工说：过两天还有去南洋的船，船票有效。
天成只好离开，这才发现有个衣兜里的钱已经没有了，刚才趁人挤的功夫被人扒走了，他很痛心，好在还有些钱和那张王字放在另一个衣兜里，他就在码头附近找家小客栈暂时住下，住店比睡街头安全。
他每天都往码头跑，能上船就得上，不然，又要错过船期，再等下去，那点钱哪够等？这次他挤上船了，一问，才知道是开往星加坡（二战前，南洋把新加坡称作星加坡）的，他便想下船，人家说船到星加坡还往棉兰去，可以不下船，天成想这样也行。合适的船期难等，出洋的人比当年他和登贵四人一起出来时还多，都是到南洋找活路的，所以能挤上船就别再下船了。
在海上颠了十天，船靠了岸，说是到星加坡了，船工催乘客们下船。天成没动，他说：船不是还到棉兰吗？我到棉兰下。船工说：不去棉兰了，舱底漏了，不能再走了，要在这里停泊修理，这一修至少得三四个月，要等的话得自己负担伙食费，船家不管。有几个跟天成一样要在棉兰上岸的乘客都嚷嚷了：我们买的是到棉兰的船票，现在赶我们下船，那得退钱。船工凶狠地说：退什么钱？告诉你船漏了，把你带到这里就算不错了，没让你沉入大海已经很幸运了。双方争吵也没结果，旅客统统被赶上岸了，他们只好认倒霉。
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所有出洋的人到哪不都是人地生疏？都得硬着头皮自己找路子，胆子就是这样练出来了。
星加坡的店铺和楼房都显得洋气，有不少唐山客，也有高鼻梁的洋人。洋人也有不同，白皮肤黄毛是西洋人，大鼻子黑卷发黑眼珠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矮鼻梁棕色皮肤是马来人和婆罗洲人。人们的穿着各式各样，从衣着也能看出是哪国人：穿长衫和旗袍的是唐人，穿西服系领带的是西洋人，头上包白布头巾蓄着大胡子的是阿拉伯人，穿丽莎露肚脐的是印度人，穿沙笼的是马来人。人们说的话也各不相同，洋人说英语，马来人说马来语，唐人就说华语。华语也分几种：文化人说官话（指普通话，也叫国语），其他多数讲闽南、潮州、客家、广府四种方言。
天成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着口袋里的钱不多了，吃饭必须省着吃，这里花销比广州还贵，住旅店真住不起，自己该怎么对付？
他东张西看，不知该往哪走，索性在马路沿坐下。两个腰间系沙笼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故意撞到他身上，然后像是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天成听不懂，也不跟他们计较，他们走过去了，接着便撒腿跑，天成还没反应过来，他摸摸衣兜，糟了！钱没了，一定是那两个人趁机偷走了，天成马上追上去一边喊：多隆！多隆（tolong，印尼话，即向人求助的呼叫）！
迎面走来两个唐人，一个穿长衫，四十来岁，长方脸，一个穿西服长裤和衬衫，约莫三十五六岁，长方脸戴近视眼镜，拦住天成用客家话问他什么事，天成说：钱，我的钱被前面那两个马来人偷走了！他几乎哭出来：那是我几十年苦挣的钱，是我的活命钱啊，我怎么活啊！
穿长衫的人拿出一点零钱给他：拿着吧。天成没有接，摇着头说：没用，我是从南洋回乡的，现在要回棉兰，船漏了，走不了，没有钱了，我怎么能在这里过下去呢？
两个唐人问他从哪来，去了哪里，天成都说了，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说：你跟我们来，前面是报馆，你别怕，我们就在报馆工作。天成不知道报馆是什么地方，这两个唐人看样子是好人，他也只能向唐人求助了。
报馆的门面不大，门边挂个招牌，上写“华侨日报社”几个大字，天成不识字，他只是跟着那两个人走进去。门内是个不大的门厅，像是接待室，旁边有几间房，隔着种着花草和两棵棕榈树的天井有排房子，像是车间，上了楼梯，走廊里面是个办公室，走廊拐弯处是几间房，他们开了办公室的门，让天成进去。有一女子伏案在写着什么，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左右，面庞清秀，齐肩的头发乌黑亮丽，穿着还像个学生。
他们让他坐下，天成不敢坐，很拘束地站着。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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