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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开封府，也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包拯、包青天，有上了年纪的说不定还会哼上两句“开封有个包青天……”。
其实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时间并不长，仅只是从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至嘉祐三年六月，满打满算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就升任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了。
之所以会被长期冠以开封府知府的名号，其实是后人——特别是编写戏曲话本的人——对开封府知府的权力的误解。
按照后世的想法，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的长官级别一定高得不得了。
确实够高，但那是开封府尹，位在尚书下、侍郎上，一般是从一品或二品官衔，若为储君担任，则为一品官衔。实际上担任开封府尹的亲王只是挂名，并不管事，管事的是少尹或是临时委派的官员，官方说法叫“权知开封府事”。如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身份，临时负责管理开封府一应事务。真论起级别来，不过是个五六品的小官而已。
但京畿重地，事务繁杂，牵连甚广，非深受信任、智谋高绝者是绝不可能担此重任的。纵观北宋名臣的履历，未曾担任此职而为相者寥寥无几。而哪一位官员如果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他已经进入上升的快车道了。
只要老老实实地与各方面搞好关系，共同努力保持京城的稳定繁荣，就是大功一件。虽然汴河里王八的级别都有可能大过这位临时的差遣官，但县官不如现管。真要是铁了心给人家治难堪，你信不信明天就停你的水、断你的电、堵你的下水道？
当然了，范仲淹是个讲究人，这种下三滥的事是做不出来的。
但保不住哪位想要替上官分忧的临时工义愤填膺，做出些许不太合规距的事儿，咱身为上流精英，也不好与他们一般见识不是？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来，上能糊弄了领导，下能震慑得住屁民，自然就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了。
但这些都是寻常官吏的做法。
作为一个自小就立下宏图大志的汉子，虽已年届半百（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比晏殊还大两岁），范仲淹却从未因官职高低而改变过初衷。正如其自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然咱有幸高居庙堂之上，怎能不多为那些如草芥一般的贱民多着想一下呢？
这不，上任伊始，范仲淹就大刀阔斧地整肃了一番吏治。
其所作所为以后世人看来，其实并无多少新鲜。
其一，狠抓市容市貌建设。
司马光曾有诗“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描写当时城市的繁华。别看用词甚美，翻译过来就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尘土飞扬，而街道上还留着几个月前的马粪”。
为此，范仲淹派出一帮临时工，呃不，唐朝叫不良人，明清叫五城兵马司，此时叫金吾街仗司，具体工作内容与性质参考后世的城管，专门负责市容市貌建设。
当然，为了避免出现粗鲁执法，民怨四起，范仲淹还是与寻常官吏的做法不一样的。
限定时间，限定摆摊范围，严令街司不得吃拿卡要。严令不得随意倾倒垃圾，违者给六十板子。指定垃圾倾倒区域，安排专人定时清理垃圾。
一时，京城秩序大好，官员们上下班再也不堵车了，随处可见的便溺垃圾也不见了，连空气似乎都新鲜了许多。官员士绅交口称赞，赵祯也自以为得人也。
至于摆摊的小商贩，似乎也没什么怨言。有地方让你贩卖就已经很不错了，某街司拿你个西瓜吃吃，又当得了什么大事？说不定，人家在城里吃馆子也是从来不掏钱的呢？
其二，狠抓社会治安。
与游荡乡间的好汉们只知道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不同，汴梁城里的青皮们大多都有一颗上进的心。偷鸡摸狗哪有窃玉偷香快活，打架斗殴也不如一掷千金来得潇洒。
但窃玉偷香、一掷千金都需要钱，那些青皮就拉帮结派，相互勾连，组成团伙，共谋大业。
“猛虎堂”、“黑虎帮”之类的纯靠收保护费过活的是最没有出息的，而且风险太大，一个弄不好就成了杀鸡骇猴的那只鸡。智者不为也！
有些头脑的，就做些拐卖妇孺的勾当，而且产供销一条龙。当然也有风险，被官府抓住，多半是要被咔嚓了的。仍然算不得上乘。
最高级的是组建个行会，垄断某个区域的某行某业的经营，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大棒开道，胡萝卜铺路，当真是神鬼辟易，做得好大的生意！这一类也是最难管理的，不黑不白，亦黑亦白。加之该类型的组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找一个大伞顶在头上，或者干脆就是某官员勋贵家不成气候的晚辈组织的，想要整治他们，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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