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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调频台的编制下来之后，方笑伟的电话陡然增多了，到他家拜访他的亲友也陡然多了起来。无论是电话还是拜访，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想通过方笑伟在调频台安排人。并且，他们还向方笑伟暗暗承诺，事情办成了，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其中还有个搞建筑的左老板，只是彼此认识，却从未打过交道，这次他也求上门来，直接给方笑伟送来了五万元的现款，说自己的孩子刚刚大专毕业，想进都市调频台。他说别的单位想安排也能安排进去，主要是他的孩子太爱记者这个职业了，他只好厚着脸皮来拜访方台长。方笑伟自然不敢收这五万元现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收了人家的礼岂不是自找残废？可是，这位姓左的老板死活不肯将钱收回，他说就算是押金，我先押到你这里总行吧。你需要请客送礼，你尽管花去，花完了，事情能办成固然好，办不成我也不怨你，剩下多少你再给我退多少不就得了？
面对这种貌似憨厚老实、实则狡黠无比的农民企业家，方笑伟真不知该怎么办，但那五万元钱，却实实在在地诱人，面对这样的诱惑，他无法硬起来，他怕太硬了，便会失去这一财路。如果让他把钱留下，他又觉得烫手。他好说歹说，答应为他办事，说办成了再收他的礼。左老板这才收起钱。
凡此种种，方笑伟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市上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招过工，大中专生一茬一茬地毕业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待业大军，家长和待业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就业问题几乎成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普遍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频台要增加二十五个编制，这无疑成了银都待业大军的家长们的热门话题，每个人都在最大限度地调动着自己的能量，调动着各自的社会关系，都想使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二十五个名额中的一员。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竞争，竞争已不再是待业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待业者的家庭实力之间的竞争。有的家长算过一笔账，投资三五万，能为孩子解决一个好单位、好工作，也值，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把投资款收回，三五年之后的所得就等于是纯利润了，一辈子工作四十年，年年有收入，老了退休了，照样还有保障，这比投资做生意的保障系数大得多。正因为有这么多聪明的家长，这些家长又会算这么聪明的账，才使某些当权者越来越放弃了用人的标准，使我们一些机构中的人员素质越来越低。
方笑伟虽说没有参与过这样的竞争和交换，但对个中的内幕却了若指掌。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把这个用人的权力争到手。
现在，一切障碍都被他排除了，胡扬被排除了，桑学文也被排除了，田振军已经到了无法不依赖他的地步。由此他想，如果田振军能将调频台的权力统统交与我，倒也罢了，倘若他还在犹犹豫豫，必要时，可以将他一军，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你还不信任我，我只能说我们没有缘，我可以主动让贤，你好用你信任的人。
当然，这样的摊牌，只能是下下策。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时，他是绝不会亮出此牌的。
这是方笑伟的一个习惯，每要策划一件大事，或者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总要在脑海里反复地酝酿、筹谋，不仅要拿出两套以上的方案，而且，每一套方案都要分解成若干个递进的层次，然后择优实施。他很想尽快地与田振军进行一次和谐的沟通，尽快地把调频台的新班子建立起来，然后再按他的意愿物色人。他觉得桃子熟了，该摘的时候就必须摘，你不摘，别人就会算计。然而，为了使成功系数更大一些，他要以静制动，要以守为攻，要沉住气，尽量表现出一种冷静，迫使田振军来找他，这样，他就占了主动，他就好按他的计划牵着田振军的鼻子走。
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他接到田振军的电话后，大大地饮了一口茶水，然后就将案头上的一包黑兰州香烟装在了口袋里，才向田振军的办公室走去。
果然，田振军终于向他讲出了他所企盼的事。
他略作沉思，才说：“我觉得应该尽快把调频台的新班子组建起来。你没来之前，调频台由我负责筹建和统管，胡扬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现在你上任了，调频台的编制也批下来了，应该明确责任，也好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他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一下，他看到田振军点了点头。按日常的经验，点头就是表示赞同。方笑伟想，只要他表示赞同，今天就可以把人选敲定下来，也可以给马洁一个满意的答复了。在此之前，马洁的枕头风几乎吹得他耳朵快起老茧了，但是，他还必须忍耐着，因为他在享受她的身体，享受她提供给他的种种女性的温柔，和她的各种表演性的服务。他没有理由不让她说，更没有理由朝她发火。尽管这种枕头风在关键时刻吹来的时候，会极大地败坏他的兴致，甚至会使他感到愤怒，但是，当这种愤怒和着那个时段的快感刹那间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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