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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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久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第三誓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

    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0三-一八0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0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

    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他们愚昧无知，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国民公会喻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认为贫穷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究院。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民。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后的封建体制。至今，上述各项措施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

    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他怎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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