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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声儿，我转头看，他正闭着眼养神呢！
一路上，都是我一个人唠唠叨叨，说了好几箩筐的话，我发现把心里话掏给一个不相识的人，倒也是件很舒坦的事情。
车转过一个弯，我指着远处告诉他，那就是南山煤厂了。他应了一声，猛然绷直身子，焦急地掀开车窗，先是伸出半截脑袋，最后伸出半截身子。
“看不见啊！”他的声音让风给扯得支离破碎。
我没理会他，想这样大的雪，还有即将迎面扑来的黑夜，能看见才怪呢。
终于近了，一片偌大的煤场子，黑着脸摊放在天地间，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岭，纯洁地雪白着，这样，天地就黑白分明了。煤场子上还有十几辆等待装煤的铁疙瘩，全都静默着。
把车停放好，跳下车，他先抖了一下酸麻的腿，然后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眼睛直盯盯看着我。我指了指煤厂后面的两排简易平房，说你去那里问问吧，挖煤的都住那儿。
“你呢？”他问。
我说我先去问问，能不能装上煤，能装上的话，你还是搭我车一道回去吧！
他一咧嘴，笑得花团锦簇。
他一瘸一拐穿过煤场子，风裹挟着雪花，劈头盖脸砸下来。头上是沉沉的天幕，脚下是宽阔的煤场，他的模样就更小了。
我摸出一支烟，风太大了，点了几次没点着，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看他正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有种难抑的悲伤。
煤匠们
每次经过那个巷道，我就想，里面的四个人现在该是啥样了。也许变成了干尸，也许就剩下一堆骨架了。
情形自然是凶险的，我每晚都会在梦里重复一次，醒来就是一身汗水，本来哈！我该感到庆幸的，毕竟我还能吃饭、睡觉、挣钱，还能在电话里听听远在老家的老婆孩子的声音。记得刚来煤厂那阵子，一堆人蜷在火塘边吹瞎牛，说这个世界上啥子最重要，个个声音大，脸红脖子粗，你说票子，他说位子，还有说好看的女子。两年下来，不争了，都经历过生死后，才发现还能喘气才是最重要的。
煤洞里头那些要人老命的情景，我差不多都见过了。冒顶、片帮、顶板掉牙、透水，样样要人命，挨上了，死相都邋里邋遢。
出事前，就有一小块地方出现冒顶，我还检查过，发现顶棚支架有些歪斜了。我就给安全员报告，狗日的当时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嗯嗯应付几句了事。知道迟早要出事，没想到来得这样猛，一班人收班了，准备升井，我们前面的几个刚走进主巷道，只听见身后一阵闷响，回头一看，“关门”了，里面还有四个收拾工具的兄弟。我们一帮捡了命的没有慌，这样的经历不是没有，大家都百炼成钢了，除了一个去报告，其他的立马回身刨。刚开始大家还卖力，慢慢动作就慢下来了，在堵得死死的巷道面前，肉巴掌显得格外的渺小。
接着有一个人哭了，再接着大家都哭了。
每次都哭，哭压在巷道里的，也哭我们自己。
接下来的事情，和以往一样，矿上管事的下来，看了看，请两个懂行的老矿工目测一下冒顶的程度，派几个工人守在巷道口，看里头还有没有活物。守了一天，没听见动静，把巷道一封，井下的事情就算完了。
和井下的轰轰烈烈相比，井上的事情就平静隐秘多了。名字自然要抹去，大家都要忘掉属于这个人的点点滴滴。自然，我们都能领到一笔钱，不过是分期的，现在只能领到一半，另外一半得事情没有出头才能领到，据说要等好几年。厂上还给这钱取了一个名字，叫辛苦费。也有不想领这钱的，不领可以，厂上保卫部五六个大块头随便找个借口，弄到你领钱为止。
我也拿了钱，揣了几天，老做噩梦，慌忙寄回老家了。
下工了，我就坐在高高的煤堆子上看太阳。我喜欢嫩黄的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我怕哪天下去就上不来了，眼睛里全是黑暗，想再看一眼太阳也没机会了。我还看月亮，月亮虽说冷冰冰的，但它敞亮，遇上月圆的日子，夜晚也能看得很远，连最远处山上那棵松树的影儿也能看清楚。我就怕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心慌气短的。我其实不怕死，敢下井挖煤的，谁没点胆色。可我怕死得没有生趣，你想，死前连周围啥模样都见不着，真是没劲得很。有一天我能死在了初春的阳光下，一身新衣，没有井下那张墨黑的脸，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能看清我的面目，周围有刚刚冒头的嫩茅草，最好还能望见远处升起的炊烟，两眼一闭，留些新鲜的印象死掉，我就知足了。
接连好些日子，都见不着太阳了，那雪片，亡命地飘啊飘，远山近水都变得胖嘟嘟的了。没有太阳看了，阳光也透不下来了，就窝在屋子里，一堆煤火，五六个人，围得严严实实的。偶尔年轻的几个也耍耍纸牌，都心不在焉的，耍着耍着就感觉没意思了。就这样，沉默密密匝匝地堵满了一屋，间或起来一声长叹，像屋檐下悬吊着的冰柱子。
我躺在床上，听着这个世界点点滴滴的声音，火塘边有人挪动凳子发出的声音，显得干枯杂乱；屋顶上雪团砸在雪地上的声音，却是异常的蓬松舒展。闭上眼，脑子里就开始有了轰隆隆的垮塌声。我心慌意乱，赶忙睁开眼，一侧身，就看见了那张床，空空荡荡，以前睡在上面的那个人，已经睡在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再也听不见板凳移动和雪团掉落的声音了。
他叫徐老二，这是小名儿，学名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头上还有个哥哥。小伙子话少，闷声不倒气的，干啥都一板一眼的。比如起床第一件事是叠被子，要知道，这帮挖煤匠没一个干这事的；还有就是吃饭特别慢，仿佛一颗一颗数着吃，甭管饭菜好孬，吃相都让人着急，有时候我都生出来上去踢他两脚的想法；再有就是每个月十五下午三点，就会跑到煤厂办公室给家里打电话，雷打不动。有一次肚子疼，在床上一个劲儿打滚，到了点，翻起来，捂着肚子咬牙切齿就往办公室跑，打完电话，回来继续打滚号叫，惹得一屋子人目瞪口呆。
现在他没了，我再听不见他鲜花盛开般的呼噜声了。
嘎吱一声，门推开了，风雪把一个汉子送了进来。
他站在门边，把肩上的旅行袋往脚尖前一撂，拍打拍打身上的雪屑，笑笑，跨过地上的包包，对着火塘边一帮人一欠身，问：“请问我兄弟在吗？”
没人说话，火塘边几个，晒蔫的玉米棒子样，卷叶收筋，无精打采，全都懒懒地举着脑袋，看着立在屋子中间的人。
好半天才有人问：谁是你兄弟？
“他叫徐明亮。”左右扫了扫，他又慌忙补充，“哦！小名徐老二。”
此刻，我才知道他的大名。想一想，真是笑死人，徐明亮，多亮堂的名字，却死在一团黢黑中。
火塘边没人接话，无精打采仍在继续，仿佛焦枯的玉米地里过来一阵风，一层难见的涟漪后，一切又重新归于平寂。
他依旧固执地立在屋子中间，先前笑容像散开的莲花白一样，慢慢就卷心了，面部缩成了一个问号，盯着火塘边的人看了好久，最后连问号都折弯了。
我们认不得你兄弟，你去后面的办公室问问吧。有人终于说话了。
其实早该说这句的。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老家的花灯戏，每次都一样的板眼。
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是一个月前，只是那天没有雪，还有点花花太阳。进来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进屋就问：我男人在吗？因为是第一次，应付起来还不那么顺滑，有人甚至还起身给女人让座。后来厂上知道了，把让座的操了个底朝天，祖宗十八代都捎上了。厂上指点迷津：话越少越好，态度越冷越好，眼神越耷拉越好。还说，有找人的来了，直接让他到厂办公室。
经历了好几次，大家都自然了，连搭腔的人都固定了下来。
他点头说了声谢谢，弯腰提起包，转身出去了，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
他一走，屋子里情绪更黏稠了，火塘边的头埋得很低，差不多都耷拉到火坑里去了，两三个躺在床铺上的，把头扭过去对着墙，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脸让别人看见。风从窗洞子里吹进来，虚虚的，探头探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