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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口岸和贸易额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贸易口岸的数量来看，除了原有的广州外，还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温州、明州、台州、金陵、扬州、登州、莱州等港口。
金陵、扬州由于是通过长江口与海外进行贸易，故其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与泉州港都隶属闽国，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建的对外贸易口岸。
杭州、温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于吴越国境内，对外贸易比较频繁。其中的杭州是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的大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发，驶向新罗、日本乃至远航至占城、大食。
五代十国时期，官营商业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一些特殊物资的控制上，而且经营规模较大。
如楚国直接经营茶叶贸易的情况，吴国杨行密曾派遣军将把万斤茶货运往汴州售卖，后汉派三司军将路昌祚到湖南贩茶，适逢南唐灭楚，被俘至金陵，南唐政府问明情况后，根据损失的茶叶数量，补偿其1.8万斤。以上这些都是官府经营商业的例子。
不仅内地存在官营商业的现象，即使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官营商业的情况存在。如契丹曾派人以羊3万只、马200匹赴南唐贩卖，就是一种政府行为。
大批官僚上到皇家成员、后晋贵族，下到地方官员参与了商业经营，这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与政府无关，但其经营之广，规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五代十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不断扩大上，从而使商品的种类进一步增加。
这一时期，南北方的贸易从唐代的以粮食、绢布为大宗贸易商品而转变为以茶马为大宗贸易商品，即北方的羊马与南方的茶叶相互输出。
随着饮茶风习的盛行，饮茶风习逐渐由上层向社会下层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货的数额有了较大的增长。因此，茶马贸易逐步发展，后来成为内地与周边民族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五代十国时期，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宝、药材、象牙等质轻而价重的商品。这一点与唐代相比并无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输入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种类，除了传统的丝绸外，茶叶、陶瓷以及铜铁制品等都成了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经济发展滞后于南方，而南方诸国经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中经济作物生产的不断扩大上，从而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不少新的商品种类。
在当时，除了茶叶、桑蚕生产继续发展外，在蔬菜、水果、养蜂、养鱼、种药、花卉等行业都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当时商品种类的增多情况。
比如许多农民变为专业化的菜农，以种菜卖菜为生活来源。再如因南方水果大量向外地销售，出现了专门从事水果经营的商人。
杨行密是吴国的奠基人。江淮之间本为富庶之地，但是经过长期混战，早已经变得疮痍满目。为解决财政困难和物资短缺的问题，杨行密本想通过以茶盐换取民间布帛的方法来充实军用。
这时幕僚高勖建议：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应该召集流散，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使社会经济在战争的间隙获得恢复。
杨行密采纳了该意见，通过与外地开展贸易的办法来筹募军费，结果未及数年，公私富庶，为吴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