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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老话还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
当我和女友张春英都还沉醉在昨日“订婚宴”带来的喜悦之时，一场噩梦正以足可令人窒息的恐怖悄然降临到我和春英一家人的头上。
9月11日上午8点，场人事科突然通知我与张春英于上午9点务必准时赶到场部会议室听候场党委宣布《关于对党员干部张连奎借女儿升学订婚大吃大喝问题的处理决定》。
当我和张春英分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赶到场部会议室的时候，张春英的父亲张连奎已先我们一步到达了会议室。此时他正拉下一张铁青的脸手足无措地坐在椅子上。见我跟张春英一前一后地走进会议室，他哆嗦着站起身，冲着我和春英眼含泪花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孩子！我对不起你们了！”说完便把头扭向了一边。
这时农场分管教育的鞠长荣同志走进会议室，一脸严肃地跟我们三人说道：
“受场党委委托，我现在向你们宣布昨日党委会《关于对党员干部张连奎借女儿升学订婚之机大操大办错误的处理决定》：
鉴于身为东方红农场机砖厂党支部书记的张连奎同志置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子女亲属升学及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规定，于1983年9月10日中午借女儿升学之机给张春英与陈孝章大操大办举办订婚宴，败坏了农场党风和社会风气。本着惩前毙后，以儆效尤。现对张连奎同志并关联当事人张春英和陈孝章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农场机砖厂党支部书记张连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二、撤销张连奎女儿张春英及男友陈孝章带薪进修资格。
三、责令张春英和陈孝章两位以工代干教师停职反省，以观后效。
特此决定。
1983年9月10日
听罢鞠长荣同志宣布完场党委的处分决定，我们老少三人均犹如在头顶炸响了一声“闷雷”，顿时天旋地转，泪水夺眶而出，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瞬间变成了漆黑一片……
当时个别人的极左思维和做法依然还在盛行。而我们所在农场则恰好就是这种“政治春风”很难吹到的“死角”。
凭心而论，对场党委作出的处分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接受；也明知我们的“人权”被无情践踏，然而一想到戴在春英父亲头上“大操大办”那顶吓人的“政治大帽子”，我们又连大气都不敢喘了。尤其是把来到嘴边想“掰扯掰扯”的话又咽到了肚子里。面对当头棒喝我们除了妥协别无他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揣着一个“怕”字：即怕场党委一怒之下会砸了我们的“饭碗”。说白了，就是老怕“撸官”；少怕“丢职”。若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结局可就惨透了。
残酷的现实证明：人到生死关头，就怕顾虑太多。然而，由于我们没有吃透当时国家的政治情势，同时又总是瞻前顾后，所以才没敢“拿鸡蛋碰石头”，做拼死一搏。
事情发生后，我和女友张春英一家人都象霜打的“茄子”彻底蔫了。每个人都象干了天大“砢碜”事似的不敢出去见人，整天在家以泪洗面，闭门思过。
——女友父亲张连奎是一家之主，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此时，他若挺不住先垮了，那么一家人就全毁了。好在他是经过部队大熔炉锻炼出的一块“好钢”。事情突发后，他依然保持了常人所没有的理性，并未把砖厂书记的“职责”扔到脑后。每天照常上班、下班，一点都没耽误砖厂的正常生产运行。
——女友的母亲陈桂文可就太惨了。她原本是个生在辽宁新民农村，长在四平城市的职业女性。是因为女友父亲转业返藉才被迫离职跟回镇赉的。她在家是老姑娘，父母和五位姐姐一位哥哥都宠着她，所以养成了她心理承受力极差和“不担事”的毛病。当看到自己老公和女儿、女婿突遭“大难”，她的精神一下崩溃了……，整天疯疯癫癫，头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在长达半个月时间里仅场部医院马大夫就来家抢救了8次，动不动就抽得不省人事，吓得全家人哭成一片……，看了多家医院，做了好多次c丅到了也没查出是啥病。弄得全家人几乎都要跟着一起崩溃了。
——时年20岁的女友张春英，那就是一只温室里的“花瓶”。从小到大一直成长在父母的娇宠之下。别看生活在农场，但因家境殷实，衣着穿戴，生活用度，始终都是同龄女孩中最拔尖的。突然天降大祸，顿时就被压倒了，每天往家一躺，闭门谢客，除了哭还是哭。原本白晰靓丽的脸庞一周之后就象换了副面孔，128斤的体重竟一下减至92斤，无形中收到意想不到的“减肥奇效”。
——最无辜的要数女友张春英的二妹张春玲和小弟张彦辉了。自打父亲张连奎挨了处分；姐姐张春英和对象陈孝章被“停职反省”，弄得姐弟俩在学校就象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名种谩骂、讥讽、嘲笑的话语整天把耳朵灌得满满的，着实让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领教了世俗人性的“丑陋与恐怖”。
——我在这档“人生劫难”面前，充当的是一个相当尴尬的“角色”。我这里说的尴尬是指我本不是共产党员，却被一个党的基层委员会做为“关联人”给撤销了上学资格并停职反省，以观后效。说句实话，在当时情况下，不论场党委对我的处置是对是错，我真的是不敢理论，更不敢搬争。我实在害怕丢了“教师”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承载着我的未来和梦想。
农场党委的处分决定说得很清楚：我和女友张春英是“停职反省，以观后效”。正常的班是不用去上了，但“躬身自省”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你有胆量说“老师”的工作我不要了。然而让我彻底丢掉“老师”这个饭碗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因为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
为了让场党委觉得我们老少三人有较好的认错态度和知错就改的决心。我在小张家里一周内竟写出9份检讨书，其中替女友和她的父亲张连奎各代写3份送交场部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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