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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老师。并告诉他：“这类事欲速则不达，要象炖鱼得用慢火煨才行！”
打这以后，王文斌老师听从我的建议，开始了“小火炖鱼”的求爱方式。一天，在食堂吃完饭后，我跟王文斌说，现在张春英正一个人在寝室里，你赶快过去找她唠呀！于是文斌扔下饭碗便直奔小张老师的寝室而去了……
时隔数日，我跟王文斌老师说：“你和小张老师的事七分场都传得沸沸扬扬了，我认为你有必要趁热打铁去小张老师家跟他的父母把话说开。你若觉得不好意思，我可以陪你走一趟。”
王文斌老师觉得我的话在理，于是趁1982年元旦回家过节之机约我陪他一起去了小张老师的家。为初次见面给小张父母留下个好印象，在去往小张老师家的路上，我还特意教了王文斌老师一番话。因为我是从内心希望他们这对“金童玉女”能够喜结良缘的。
小张老师的家住在张家园子场部的西南角上。我跟王文斌老师没用多长时间就赶到了小张老师的家。当时只有小张老师和她母亲在家。
小张老师的母亲时年40岁，是一位容貌端庄秀美，体态丰腴富态，举止颇有修为，言谈用语精当的知识女性。看得出小张老师的美貌是很好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当我跟王文斌走进屋内后，小张老师热情地把我俩介绍给了她的母亲。四人寒喧过后，小张老师跟她母亲便忙着沏茶倒水。待一阵忙碌过后我才正式说明来意：
“张婶，我今天跟王文斌老师登门拜见您的目的是想给张春英和王文斌牵线搭桥作个媒。在七分校时这事儿我已给小张老师提过了，今日登门就是想听听您老人家的意见。”
“谢谢陈老师的好意！这件事春英回来跟我和她爸都说了。眼下春英才18岁，年龄还小我们不想这么早就给孩子找对象，这就是我们当父母的态度。”小张老师的母亲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
“张婶，您的话我听明白了。”随后我把头转向王文斌老师接着说道：“文斌，张婶的话你听懂了吧？你还有啥话要说吗？”
此时，王文斌一脸窘相，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先前教他的那番话全忘了，只听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只要张春英不烦我，我…我愿意等她！”
但见小张老师的母亲接着王文斌的话茬又回了一句：“文斌啊，我跟你交个实底吧！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让春英在东方红农场生活一辈子！”
见小张老师的母亲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再呆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我俩便起身告辞，匆匆赶回七分场去了……
“被杨晓慧无端当众羞辱”。记得1980年8月在离开八分校时，校长刘才曾为我和杨晓慧老师做过一次媒。我的回复意见是：母亲正在办理继父的平反事宜，若结果不成我同意和晓慧老师处对象，但必须得等到继父平反这件事有了明确结果再说。
1980年10月，继父于海生的“冤案”终得昭雪，且一家5口除我之外都迁回了江城市。我则因在农场参加工作按当时政策不能同时回城。但母亲却叮嘱我她就是头拱地也要把我调回吉林去，让我在农场千万不能找对象。
正因如此，所以自己不论在五分校或七分校工作期间才没敢和任何一个女孩谈对象。
1982年1月全场小学期末“大统考”期间，八分校的杨晓慧等7位老师负责来七分校监考。因此前她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我正和张春英老师谈恋爱，故早已气得“七窍生烟”，而今来七分校监考恰巧在教导处碰上了我，于是她不问“青红皂白”竟当着二十多位老师的面骂我“喜新厌旧，移情别恋”。
面对杨晓慧老师的辱骂，我没作任何解释，因为我知道这类事“越描越黑”，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再说了，我相信聪明的杨晓慧老师迟早会弄清事情真相的。
“我的被褥被烧着了”。在七分校工作期间，我跟王文斌老师住在分场会计高纪和家。故每天我俩得需要自己烧炕。那段时间我跟文斌老师晚上经常唠嗑唠到很晚。其中很多时间都是用于背诵“唐诗宋词”。文斌老师原本是不喜欢文科的，但在我的影响带动下他最多时竟也能背下200多首“唐诗宋词”了。
一天晚上，屋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故我俩在灶坑里又多烧了点“大磕杆”。当时我住炕头，文斌睡炕梢，加上夜里俺俩相互考背唐诗一直折腾到很晚才睡。所以后半夜直到炕头着火把被褥和多件衣物还有我的屁股都烤糊了才醒过来。
于是，我叫醒国斌把着火的被褥抱到外面去弄了半天才用积雪把火沏灭，但被褥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再用了。
打这以后很多天我都是跟文斌老师睡一个被窝的。直到交斌的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被褥后，才又各睡各的。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文斌老师跟我同睡一个被窝的“情谊”以及他母亲给我缝制被褥一事至今还在温暖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