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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张老师是个绝对有责任心的好老师。他心地善良，老实巴交，在校内外从不与人争名夺利。也许是我在学习上偏重文科的缘故，故在他喜欢的学生中我肯定是排不进前5的。张老师只教过我初二1年数学，但却发生过一件让我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蠢事。那是1974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老师?着三角板来给我们上几何课了。他还向往常一样只顾自己闷头讲课，学生在下边想干啥就干啥，整个课堂乱轰轰的一片嘈杂。面对这种情况，尽管我也是不乐意上几何课的，但我对张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放任行为仍从内心表示了强烈不满。于是，当这节课还剩下最后10分钟的时候我首先站起来向张老师发难了：
“张老师！你还配当我们的数学老师吗？我要是你呀，就立马滚出课堂！”
同学们见我带头说了话，课堂顿时静了下来。只见张老师怅然若失地眨了眨眼睛，随后一甩“计子”地反驳道：
“好！陈孝章，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当这个数学老师，那就拜托你们另请高明吧！”说完，悻悻地?起三角板就离开了教室……
事情发生后，我心明镜似的学校会找我。果然，下课铃声刚响过，一个高一班的同学跑来通知我说田永财老师让我马上到教导处去一趟。当我赶到教导处时，学校负责共青团工作的金杰老师和班主任田永财老师正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等着我。见我走进屋来，金老师“嚯”地一下站起来对我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砸巴：
“陈孝章同学，行啊！你长本事了！你有什么权利让张洪财老师滚出课堂？这是一个共青团员应该干的事情吗？”
见金杰老师一脸怒不可遏的样子，我自知理亏，故嘎吧了几下嘴也没作任何辩解，只是口不对心地嘟哝了一句：“金老师，我对张老师失敬了，对不起！”
“既然你承认自己有错，道歉的话你还是对张老师说吧！走，我们去见张老师！”说罢，我便跟着两位老师去见张洪财老师了。
此时，张老师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生闷气呢！见我们三人走来既未起身，也没搭话。
只见田老师向我呶了呶嘴，示意我先向张老师开口。于是，我面向张老师先深鞠一躬，然后说道：
“张老师，刚才课堂上我对您失敬了，对不起！”
但见张洪财老师楞楞地瞅了我好一会儿后，才以原谅的口气说道：
“孝章同学，你给老师在课堂提意见没啥。我跟你生气是不能接受你的方法！”
就这样，不管这件事张老师是真理解也好，假谅解也罢，此事就这么暂时先放下了。
大家知道，我国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儒学历来是讲求“师道尊严”的。1980年当我也步张老师后尘成为一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专职的人民教师后，我才隐隐感知当年那个鲁莽举动对张老师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因为我知道，张洪财老师是由于性情使然和不善组织教学才使课堂秩序出现了“散乱差”现象，而并非他在授业和师德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我的做法才是大错特错的。此事虽已过去近40年了，但对张老师的那份愧疚却一直“如鲠在喉”。每每想来总觉得对心地慈善、老实厚道的张洪财老师永远心存一份沉甸甸的亏欠……
——彭显明老师是我读高中的数学老师，40左右岁，毕业于吉林农大农机系。他中等个头，胖瘦适中，说话慢声拉语，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是个“烟鬼”，烟抽得“老瘆了”，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中间抠除吃3顿饭的功夫，他的烟是一直都不会离手的。彭老师是学校“数学大拿”，课讲得深入浅出，明白透彻。他对我的“好”重点是帮我把稳了在校政治表现“方向盘”：
彭老师是我读高中的班主任。当时我是学校学生堆里的领军人物，身兼数职。在班级是团支部书记；在学校是文艺宣传队队长同时兼任学校民兵连连长，可谓呼风唤雨，众星捧月。当时，全国教育领域“反潮流”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黄帅、张铁生等典型人物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把大中小学校园搅动得“浊浪滔天”。记得当时有一幕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话剧《救救她》公演播出后犹如一石激起干层浪，瞬间把刚刚涌起的“教育小回潮”给压了下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烂课堂闹革命”、“考试交白卷光荣”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让人眼花缭乱根本摸不准前行的方向。
从古至今，人言可畏。犹当舆论导向偏离正确轨道时，其破坏力真的是不可估量。正是在典型“黄帅”和话剧《救救她》的舆论引导下，身为全校学生领军人物的我再也不甘寂寞，一下跳到学校政治生活的最前台，带头上演了两出“搅乱校园闹革命”的恶作剧。
第一出恶作剧：是我以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的名义同学校书记邓书德和校长苗德森公开谈判要求学校必须为宣传队组织排练大型话剧《救救她》提供一切便利。其中核心一条，即凡参演该剧学生演员在排练期间可随时告假离开课堂，对公开阻挠者一律按不支持学生革命行动予以遣责和批判。谈判中，苗校长与我围绕这条意见发生了激烈争执，但我拒不让步。最后直到邓书记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后双方才算勉强达成了一致。那个折中方案的大意是：事先搞好沟通，力求做到剧目排练与课堂授课“两不误”。
第二出恶作剧：是我与教我们高中语文的高杰老师在课堂上直接发生了正面冲突。记得那是1975年4月上旬的一天。怀有身孕的高杰老师来教室给我们上语文课了。高老师在学校一向以严厉、嘴黑、压茬着称，男女学生几乎没有不怕她的。恰好那几天我正在用蜡纸刻写《救救她》剧本然后再复印给参演同学背台词。由于我低头刻写太过专注，所以高杰老师连着两次点我的名字我都没听到，气得她直接走过来抢过钢板便又回到了讲台。针对高老师的这一做法，我非常生气。于是也顾不得她的尊严和感受了，直接冲上讲台把钢板抢了过来并理直气壮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高老师说：
“高老师，我今天在课堂上是没听你的课，但我干的也是学校的革命工作。我错了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该以这种粗暴的方式对待我！”
听了我这番话，高老师气得脸更红脖子更粗了，两行热泪瞬间流了下来。只见她夹起教案，气哼哼地说了一句：“陈孝章，这个班有你今后的课我不上了！”说罢转身走出了教室。
综上两出“恶作剧”是我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险些走上“政治不归路”而拉开的“序幕”。若不是彭老师及时出面制止点醒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梦中人，那么我就必然会由学生领袖蜕变为侵害苗德森校长和高杰老师人身权益的“政治罪人”。因为自从“钢板事件”发生后，我迅速召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吴贵林、姜国君、曲学军、吴秀波、胡侠、杨晓娟、白彦波等30余名文艺骨干在学校掀起了“罢课”和“校园示威游行”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高喊着“向革命小将黄帅学习！”“坚决搬掉阻拦校园革命绊脚石！”“我们要以革命的名义向扼杀学生自由的一切腐朽势力宣战！”等政治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苗德森校长和高杰老师。眼见势态愈演愈烈，身为班主任的彭显明老师再也坐不住板凳了，他在暗中让一个同学给我传话叫我下午放学后务必去他家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下午4点半，我准时赶到了彭老师家。此时，师母正在厨房做饭，见我来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只记得师母姓吴，是场部卫生所的一名护士，人长得端庄秀气，不乏“大家闺秀范儿”，把家里收拾得干净而又利落。当我进到里屋时，彭老师已沏好热茶坐在炕沿边上等着我。只见他阴沉着一张脸，一边抽烟一边生气地说：“孝章啊，你是咱班的团支书，也是我最得意的好学生。苗校长和高老师在私底下也都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你可不能因为领导和老师与你的想法不一致就以怨报德干犯浑的傻事呀！”
听了彭老师这番话，我的心多少好受了一点，于是回道：“彭老师，我干的也是学校的工作！我总觉得苗校长和高老师在故意刁难我！”
“你这么想就错了！老师对学生就好比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你为学校工作组织大伙排剧没错，但苗校长和高老师让你别耽误学习也没错。那么这两者发生矛盾应该咋办？依我看，人家苗校长和高老师管你是对你好，为你负责任。可你却把人家对你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说这不是以怨报德是啥？”
听了彭老师这番暖心暖肺的话我真的无语了。尤其是他关于“老师对学生就像父母对自己孩子一样”的恰当比喻一语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
大凡说教类工作，话在精而不在多。所谓“精”就是能撼动人心，引发共鸣。正因为彭老师的话“喻象贴切、感人至深、晓之以理、惊魂慑魄”，终使我这只“迷途羔羊”在险些落入万丈深渊那一刻把我又奇迹般地拉了回来。当天晚饭，彭老师是留我跟他们全家人一起吃的。我当时不好意思，但为留我吃这顿饭彭老师好悬又甩了“计子”。饭后，我们师生二人又一直谈了很久，很久……
翌日早晨8点，我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校长室和教导处分别向苗校长和高杰老师当面作了深刻检讨。见我有闻过即纠，知错就改的表现，苗校长和高老师都很高兴，两位师长既给了我充分的谅解与包容，也给了我既往不咎的鞭策和鼓励。打这以后，宣传队在我的领导下，不仅获得了《救救她》剧目的排演成功，而且也使每一个参演学生都没有耽误正常的课业学习，真正实现了学校邓书德书记提出的剧目排演和课业学习“两不误”。
——闫红老师是教我们高中政治课的全校最年轻的女教师，同时她还担任学校的团书记。她20刚出头的年纪，长得白净、大脸盘，梳着两只小短辫，两个嘴角稍微有点耷拉，乍一看去还是很受端秀的。她举止稳重，不苟言笑，政治课讲的还是不错的。冬季里她喜欢穿一身黄军服，围一条红围脖，走起路来总是英姿飒爽的样子。此外，闫老师还有一个最“雷人”的身份，即她是农场闫振生书记的女儿。
闫红老师的出现就象漆黑暗夜里滑过的一颗流星斑阑而又耀眼。加之她身兼团书记和拥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身边很快便聚拢了像我一样的众多学生骨干。不瞒大家说，当时闫红老师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是学校邓书德书记和苗德森校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必须承认，闫红老师是很好的遗传了她父亲“政治基因”的。她政治素质很高，既给人以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感，又会动之以情地笼络关怀她需要倚重的骨干学生。当时，在全校学生中高二班的林凤义和高一班的我和曲学军是最受闫红老师全力推崇和倚重的“三大金刚”。
在农场中学后期，正因有闫红老师的加持，我和曲学军在学校文体活动中才脱颖而出成了在全场都十分耀眼的“明星人物”。仅在1975至1976年7月间，闫红老师就为提高我在学校的知名度给我创造了4次机会。
其一是提请任命我为高一班团支部书记。此举明确定位了我是新高一的“政治首脑”。这一步骤的意义关乎班级学生的“人心向背”，尤其是一些农场周边农村就近来农场中学就读学生一入学就知道班里以谁为中心和拜谁的“庙门”了。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我绝对是高一班的核心人物，否则的话身边断不会聚拢了张晓平、龚显平、曲学军、姜国军、邱元友等一众“铁粉儿”。
其二是举荐我出任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这等于是一步把我送上了“大花轿”。可以说，这既是个践行自我价值的“文化舞台”，也是提升我在全场知名度的“政治平台”。也正是在这个台面上我的统筹才能、组织才能、创作才能、表演才能均得以充分发挥，我的名字方能为农场人所家喻户晓。
其三是举荐我做为1975年“农场全民运动会”全程主持人。在此之前，农场凡大型文体活动的主持者都当仁不让地首推苗德森校长，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然而由于闫红老师的极力举荐，1975年的农场全民运动会却突然换上了我这个“新面孔”。让闫红老师倍感高兴的是，由于我的临场出色发挥和出彩的口语表达竟给全场老少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学军在那一年的跳高和几项中长短跑也都取得了打破农场纪录的好成绩。
其四是推荐我为当年农场团代会中学致祝贺辞朗诵人。通过闫老师的这次举荐，我获得了向全场青年展示自己文学创作和诗歌朗诵才能的机会。应当说，正是在这次团代会上由我代表农场中学向大会所致祝的贺辞才给全体与会青年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孝章的名字才被全场青年所熟知。
记得不错的话，在1975年的全民运动会不久，闫红老师就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省内某高校上大学了，据说后来毕业后在白城市某单位供职。总之，对于我和曲学军来说，闫红老师既恰似昙花一现，又如天空中的雷电一闪，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她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恒久不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