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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10日上午。
当母亲会同于陈两门儿女正在一筹莫展地商讨“孤儿寡母日后如何生存大问题”的时候，由继父原下放单位镇赉县国营东方红农场委派人事劳资科长刘跃印专程赶来我家，向母亲正式通报了场方《关于对于海生遗孀及三子一女今后生计问题的安排意见》。其核心要义有三点：“一是自1973年1月1日起由农场为于海生遗孀及3子1女一家五口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7.5元，其中对3子1女发放至年满18周岁为止；二是待场方将住房落实后会尽快把于海生遗孀及子女接回农场生活居住；三是负责对于海生所遗3子1女年满18周岁后解决就业安置问题”。
待刘跃印代表场方通报完上述意见后，他又用征询的口气向母亲问道：“老嫂子！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场方帮助解决？您尽管提！”
只见母亲沉吟片刻，随后回道：“你大哥这一走，我们家的天就算塌了！孩子都太小不立事，今后的生活一定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眼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快些把我和孩子从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接回农场居住！”
“好的！我们一定抓紧安排！”说罢，刘跃印起身跟母亲和在场的俩姐夫、俩姐、俩哥逐一握手道别后便朝外屋走去。在场的俩哥俩姐俩姐夫也随之跟出屋外，一直把刘跃印送上停在院门口的“212”吉普车后方才返回。
东方红农场代表刘跃印的到来，一下驱散了笼罩在屋内所有人心头的“阴霾”。刚才都还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样子，现在似乎瞬间都变得轻松一些了。因为大家都清楚刘跃印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我家就是给我母亲吃“定心丸”来了。场方清楚一旦让我母亲闹起来，他们是根本招架不了的。
当俩姐俩哥俩姐夫送走刘跃印回屋后，桂琴二姐第一个先说了话：
“妈呀！我爸走的急，留下你和仨弟一妹在这里生活困难一定不少，我们离得远又帮不上，真的是苦了您了！但我向您表个态，今后要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跟青山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听了桂琴二姐的话，母亲禁不住又流下了热泪。只听她咬着嘴唇刚强地回复道：“有农场生活费做保障，我们肯定是要不了饭了！你们姐弟几个都不用惦记了。这地方花销少，日子好对付！你们家里都有一托了人，赶快都回去该忙啥就忙啥吧！不到万不得以我是不会给你们添闹糟的！”
只见冯青山、金魁竺俩姐夫和化涛哥都相互对望了一下，随后都不约而同地说道：“咱妈可真是个明白人啊！了不起！”
就这样，几天来那个让每人在心中都特别纠结的“问号”就这么一点都没“伤筋动骨”地便悄然化掉了。
第二天上午10点，桂琴二姐、化涛哥和冯青山二姐夫因家中有急事便先一步踏上返程的归途了。除了母亲在家看小妹外，其余人都前往腰杭停车站点一起把桂琴二姐仨人送上了开往镇赉的公共汽车。
送走桂琴二姐等人后，淑峰姐当即和贵章哥首先就“春节到底在哪过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淑峰姐本打算这个春节在家陪陪母亲，但考虑到此时正是首批知青推荐返城的关键期，担心请假过长会“授人以柄”。母亲一向是最有“大局观”的，她当即拍板让淑峰姐必须尽快返回磐石，绝不能干因小失大影响招工返城的事。至于贵章哥在哪过年由他自行决定。最后，贵章哥为不让母亲太过伤感决定留在腰杭陪母亲过年。
淑峰姐和魁竺姐夫定于两天后动身返回江城。故那两天母亲和淑峰姐几乎是一唠就是大半宿。当然，淑峰姐跟魁竺姐夫的婚缘大事肯定是她必须要弄清的一个问题了。
娘俩通过推心置腹的一顿唠扯，母亲总算对魁竺姐夫有了大概的了解：
姐夫金魁竺，祖籍辽宁台安，时年28岁，大淑峰姐5岁，满族人，复转军人，吉林工大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现任江城市拖拉机配件厂车间党支部书记。此人个头高大，身材匀称，仪表出众，心地善良，办事稳重，做人肯担当，有超强责任感。目前是拖拉机配件厂厂级第一后备干部。
魁竺姐夫与淑峰姐初识于明城公社明城大队。一次，他在与另外一名同事到明城大队搞外调时偶然间与淑峰姐相遇一见钟情，并从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随后，淑峰姐有一天将魁竺姐夫带到了同父异母长兄陈翰章家，意在征求长兄意见帮着拿拿主意。翰章大哥对淑峰姐所选的意中人非常满意。似乎就是这次与长兄相见，大哥才认为必须得把姐姐的富农成份跟魁竺实言相告。当魁竺姐夫得知这一情况后，最初几天绝对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深怕娶了个富农妻子会影响了组织对自己的提拔。好在魁竺姐夫是个很讲良心的人，加之他在心里也的确深深爱上了淑峰姐。所以他毅然决定向组织坦陈此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一步做得很聪明，体现了他对党的绝对忠诚。此后这件事不单没有成为他政治上的“绊脚石”不说，而且还得到了上级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当母亲弄清了上述情况后，才终于打消了顾虑姐姐被骗的担忧。因为她实在耽心“女怕嫁错郎”的悲剧发生在自己心爱的女儿身上了。
继父的撒手人寰使我们这个失去了“顶门杠”的家庭生活一下发生了“天塌”般的逆转。除贵章哥外，远道而来的哥哥姐姐和姐夫们都陆续回归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唯余寡母领着仨儿一女还得在这举目无亲的腰杭乃继续活下去。当时的我只有14岁，还是一个不谙世事和尚未形成三观的翩翩少年。好在小小年纪毕竟亲历了生父突然病亡、寡母文革茹苦谋生、继父一放苏可农场、二放大屯腰杭、再到客死他乡的跌宕人生历练，过早地形成了不肯向困难低头的意志品格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所以我才能毅然担起家庭生活重担，陪着母亲走过那段异常艰辛的生活之路……
首先，继父的突然病逝带给我家的是来自生活上的重压。要不咋说“穷人孩子早当家”是生活逼出来的“真理”呢！继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可谓衣食无忧，且生活锁事完全由继父一人操持。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活水准甚至要高出同一时期城里和本地乡村人很大一截。说白了那种生活安逸是继父凭借个人本事给我们创造来的。比如说，母亲在生小妹期间他提前备下的主副食品就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事实上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有超常思维和特别招法的人。换言之，他是个能把“舍与得”辩证思维玩得游刃有余的“人生高手”。只要他活着，家人就能活得像在天堂一样；他死了，家人也就好比坠入地狱一般。就拿烧柴这件事来说吧，初到腰杭时他得带着我们自已去搂柴禾烧，但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有人专门给我们家送柴禾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他用自己的“舍”换来的。即要么是在对方有急需的时候他把钱借与对方然后不要了人家才换了种方式给他送来了柴禾；要么就是给对方办事，人家为了答谢他才给家里送来了一些柴禾。总之，他是个能把“若预取之，必先予之”人生哲学应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绝对“高人”。继父死后，第一个压到我肩上的就是解决烧柴问题。漫漫冬夜，居家过日子没有烧的可不行。所以我一有空儿就带着老五到地里去割秋天人家没放倒的包米杆往回背。在1973年春节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哥俩通过连挑带背硬是弄回了一垛玉米秸。因此缘故，我跟老五的肩膀头那段时间一直都是“血印”的，晚上睡觉一碰钻心的疼。此外，冬季挑水也是个挺难的事。当时住在腰杭二队时，全队都吃队部门前那口井的水。那是一口安有辘轱把的水井，井深约有30米，一个井绳的终端吊着一个胶皮柳罐，每摇上来一桶水都得费很大的力气。自打继父被大队抽出经常跑采买后，去井边担水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起初妈妈怕我压坏了先是按半桶往回挑，挑了几天我就开始挑整桶水了。挑水最难的季节是“三九天”。此时别说我这个未成年人，就连大人走上井台打水都得加老小心了。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去担水，井台上的冰台冻得老高，每摇一柳罐水都可费劲了，一不小心脚“踩秃噜了”被飞速转动的“辘轱把”打伤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在春节前的一个霜雾蒙蒙的早晨我又去担水了。那天气温特别低，每哈口气都能立马在眉毛上凝成霜花。当我把最后一柳罐水刚摇到井口用左手抓住罐把挡到井裙上时，我的左脚突然踩滑导致身体失衡，左手抓着的柳罐瞬间脱手坠入井中，让飞速转动的辘轱一下把我从井台打落下来。好在是自己戴着一顶狗皮帽，头顶被砸了个大包，门牙被磕掉一颗，总算躲过了一劫。凡事往往都是“吃一堑长一智”。打这以后，我开始格外注意登上井台脚踩地这一环节，不踩实脚跟绝不轻易摇动辘轱。正所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自此在腰杭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险情。
难怪人们常说“吃喝拉撒无小事”，“柴米油盐愁死人”。除去搂柴、担水这类生活锁事外，还有碾米种园、养猪做饭、和泥抹墙、对外跑跑颠颠等事一古脑都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和我一般大孩子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专心学业，但我则要替母亲分担生活重压，帮助妈妈跑起生活“龙套”。当时，困扰我家的头号难题是3个小子太能吃，外加副食匮乏油水小，每月的供应粮总得差个8至10天揭不开锅。没办法只能以“瓜菜代”的方式缓解口粮的严重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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