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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皖南战场上的失利，打乱了北洋军全盘部署。段琪瑞清醒地认识到，在后勤保障日益困难的严峻形势下，江南战场已陷入完全被动，整体上将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收缩战线，将浙江省内兵力集中于以杭州为中心的几处据点，尤以护卫沪杭铁路浙江段（嘉善-杭州）为重。同时向杭州方向增兵，使浙江境内正规部队达到7个整编师，约9万多人。
常州前线调整为12个师（含第五军2个王牌师），不过均因战斗大量减员，约11万人。
上海市郊奉贤、松江一带驻扎了4个师、1个警卫旅，约6万人。
连同各地方卫戍部队，江南北洋军总兵力约28万多人。
这是个两头大中间小，以杭州、上海、常州三座城市为中心构筑的攻防体系。其中常州前线采取攻势；杭州方面采取守势；而上海作为大后方，其驻地部队为战略总预备队。
意图有二：一是缩短补给线，借此抵消部分战略上的被动；二是预防王啸飞的皖南军团向东挺进袭击浙江。三座重镇互为犄角，有利于随战局发展及时应变。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鉴于形势的巨大变化，召开了一场共和国最高军事会议。由孙中山总统亲自主持，陆军部长黄兴、战区司令员石铮以下相关将领参与。
黄兴首先提出，皖南的王啸飞军团如今已拥有16万人马，可集中优势兵力东进攻取杭州，之后配合南京军团反攻上海。
这无疑是个比较成熟的战略构想，若能拔掉杭州这根钉子，如同是扭断了敌人一条臂膀，之后便可从容北上，对苏沪之敌形成两线夹击之势。这个策略说出了多数将领心中所想，纷表赞同之后，顺理成章地讨论起了进攻杭州的具体方案。所持意见大致分为两派。
一种是速战派。认为我军新胜，局部兵力又占优，所以应以主力长驱东进。首先袭取余杭、临安等外围据点，并进占富春江北岸重镇富阳，步步清扫地进攻杭州城。余部则向北绕道经宣城、湖州，迅速攻占桐乡、海宁一线构筑阵地，以阻止苏沪之敌南下增援，同时切断沪杭铁路咽喉。
另一派观点比较持重，认为杭州之敌实力相当雄厚，加上城防坚固，断不是短期内就能拿下的。所以仅以小部打援力度显然不够，一旦被南下增援的优势敌军突破，整个计划都会泡汤。远不如将主力配置在铁路沿线坚决打援，既可以在野外充分消耗敌人实力，也可作长期围困的考虑。
两种观点虽侧重不同，但皆言之有理。所以双方各持己见，争论得异常激烈。
速战派认为若不乘士气高涨之机以果断之决心攻城，而是以沪杭线为中心运动，不但发挥不出皖南军局部优势，反而有可能陷入遭沪杭之敌两面夹攻的被动局面。持重派则反驳道，杭州城背靠钱塘江，难以实施全面包围，加上城内早已囤积重兵、以逸待劳，强攻必定伤亡惨重。若一时攻不下，只得陷入苦战局面。万一打援部队被歼，则军心必乱。
双方相持不下，会场气氛渐渐陷入僵局，就是孙中山也颇感为难。
渐渐地，所有目光都聚集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皆露询问之色。这人自然便是共和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断刃将军石铮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正式表过态。
石铮在十几道期待的目光下缓缓起身，走到墙边的巨幅地图前，手握一根细长的指示杆虚划横竖两条直线，转身面对颇感诧异的众人，微笑道：“我的意见是，破敌为上，攻城次之。”
二
1911年9月5日，刚刚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皖南共和军全军开拔，十六万大军绕过新安江向北推进至宣城，然后折向正东。9月10日清晨，先头部队骑9师突然出现在湖州城下。湖州守军仅两个保安旅七八千人，交战半日后，败退。
占领湖州后，大军兵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时进攻沪杭线上三座据点：嘉善、嘉兴、桐乡。三处守军相继告急。
段琪瑞早已算到共和军欲攻杭州，必先切断沪杭铁路。所以于铁路沿线皆驻有重兵。可也没想到共和军会合全军之力控制铁路，且行动之迅速、决心之果断也始料未及。急调沪杭驻军增援。
共和军虽然分攻三处，却仅以位于三镇中段的嘉兴为主攻目标，其余两镇都只围不打，反而在外侧筑起阵地阻击应援之敌。
激战两昼夜，嘉兴城西门外十里方圆内均已被共和军的新式加榴炮炸成一片焦土。在付出了三千多名战士年轻的生命后，第三军49师下辖的115团第一批突入嘉兴城。
占领嘉兴后，49师师长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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