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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