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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孔二小姐原名孔令俊,后更名为孔令伟,是孔祥西和宋霭琳的二女儿。

    按理说这孔二小姐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肯定是淑女。可这孔二小姐偏偏不着女装,留大背头,或西装革履,歪戴礼帽;或商贾打扮,手持折扇,口叼雪茄,令人莫辨雌雄。

    在后世,抗战即将爆发时,姜分预感到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就发起了全国/性/质的献金购买飞机的运动,并且正好结合一九三六年他五十岁大寿,东国党各级地方政权无不巧取豪夺强行命令民众“捐款”购买飞机,这些款项,按照当时的数额计算,足够购买一千三百余架美国、德国生产的先进飞机的。但是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姜分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姜分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三百零五架!!整整缺少了一千架以上。

    这缺少的一千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挂中将军衔的宋美琳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有人对宋美琳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琳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账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姜分首先用来剿工,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十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八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一千马力降到了八百马力。而这每架两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

    对于这件事情,姜分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一九二八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姜分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这一时空,孔二小姐还是将这件事做了,只不过时间提前了一年而已。

    在后世孔二小姐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得以善终。但在这一时空嘛,孔二小姐怕是得不了善终了。

    孔令侃是孔祥西和宋霭琳的大儿子。和孔二小姐相比,这位更是胆大包天,简直就是挖自家墙角的专业人才。

    在后世,一九四八年八月,姜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东国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东国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东国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东国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东国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六千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

    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姜分急了。近几个月来,东国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姜分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姜分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生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姜分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生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姜分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姜分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姜经国。

    姜经国被叫来了。姜分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姜经国以为姜分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二十个师,二十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姜分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二十个师、二十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二十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二十万亿。他缓了口气对姜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姜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风打了个电话。毛人风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姜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姜分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姜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姜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姜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姜分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姜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阵式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卜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姜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姜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榨勒索;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这三个案子报到姜经国那里,姜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后,姜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

    杜月生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姜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东国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姜经国是姜分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姜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姜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生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生也是来者不善。

    姜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姜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姜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生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姜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生看的,但他杜月生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生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姜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生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姜经国当场对杜月生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

    杜月生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当天晚上,姜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姜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姜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琳。宋美琳历来对姜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琳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琳终于答应让姜经国住手。

    此时姜分正在北平督战,宋美琳急邀姜分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琳的头上。姜分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姜分回来之前,宋美琳已到了上海。她找到姜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东国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借口。

    姜经国不服,说姜分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

    就在姜经国和宋美琳争执不下时,姜分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姜经国在见姜分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先在家里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这样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爷孔令侃守在上海,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

    在后世孔令侃于一九九二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这两人为什么被抓起来的原因,还不是他们参与了此次针对西国党,不,更准确地说是针对李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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