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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该计划对敌我态势、由毛儿盖至夏河县沿途军事地理，以及草地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做了科学的评估之后，又做了如下的基本部署：
1为扫除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并估计在北上运动中（特别是包座、班佑、撒路三角地域）有与胡（宗南）敌一部遭遇的可能。决以有力之先遣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并以其主力控制之，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在可能条件下须以一部继续北进侦察。
同时估计到当我军左路已攻占阿坝，右路先头已经出动时，胡敌有派队进攻我羊角塘、小姓沟一带阵地可能，因此必须控制相当兵力巩固该阵地，并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大部于松潘城附近。
为着右路军迅速安全和胜利的北进，决分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因此我岷江两岸之钳制部队，应该据有利阵地，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紧缩，衔接前进。
虽说毛泽东做了如此周密的部署，但他对红军尤其是右路军能否如期、且又以最小的代价走过这荒无人烟的千里草地，依然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为此，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由红六团为先导，向草地做试探性的进发，为大部队积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
接着，毛泽东在《右路军行动计划》制定后的第三天——八月十三日，请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把这份右路军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毛泽东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张国焘已经出任红军总政委，具体负责两大红军的作战部署，自应向其报告右路军的行动计划；其二是张国焘自毛儿盖返回卓克基已有数日，中央与中革军委不知左路军是否按《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北上过草地。就其常规，他一旦收到右路军的行动计划之后，是一定会做出同意或否定的指示的。这样，中央与中革军委就可以掌握他的行动，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担心，不幸又变成了现实。张国焘回到卓克基以后，他不仅不率领左路军北进，“反与中央的北上计划相对抗，说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的敌人”。这时，毛泽东又想起刚刚开完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利用周恩来突然病倒之机，在“毛儿盖还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提出要向西进经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的错误方针。为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等经过严肃的协商，继续挽救张国焘，并借此使左路军免于不必要的牺牲，遂于八月十五日以中央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中央为应专力北向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的电文：
国焘同志：
（甲）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
（乙）新麦所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干粮十五天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难。
（丙）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冷，速到甘南才能解决被服。
（丁）毛儿盖到夏河十二天，到班佑仅×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儿盖）。
（戊）日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
我们从上述电文中可知，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张国焘执意率部南下的准备，他希望编在左路军的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五军）、红九军团（三十二军）速到毛儿盖，一旦张国焘与中央分裂，这两个军团可以重新归建一方面军，在中央的领导下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但是，张国焘对中央的电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不仅不把原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速开毛儿盖，且继续准备与中央的北进路线相抗拒。
也就是在这期间，负责探路的红六团无功而返。这在前敌指挥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不少同志包括政委陈昌浩对能否走过草地都画了一个大问号。
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处变不惊，找来了红六团的同志，详细地了解过草地失败的原因。他听过汇报之后，把六团没有成功归为三大原因：“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最后，他鼓励红六团的同志说：
“回去告诉同志们，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们为红军战胜草地总结了教训，不要灰心，准备随大部队继续过草地。”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绝不向困难低头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能想出办法战胜困难的领导人。为此，他决定成立类似会理会议之后由刘伯承任司令的先遣司令部，遂找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他扼要地分析了形势和任务之后，正式提出右路军成立先遣司令部的提议。
由于红六团试过草地未能成功，在陈昌浩心中投下了不小的阴影。另外，他清楚欲要成立先遣司令部，必须选定率先遣部队过草地的司令。因此，他情绪比较低沉地说道：
“从毛儿盖往北，就是茫茫草地，一无人，二无路，探出一条生路来是有不少困难的。”
叶剑英是一位智勇双全，又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帅才。他知道红军必须马上通过草地，北出甘南，否则一过九月，雪域高原就下雪变冷了，莫说数万红军解决不了吃的，就是过冬御寒的棉衣也无法解决。所以，他十分理解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坚决北上的方针。为此，他信心十足地说：
“草地是没有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一定能在草地上走出一条生路来！”
“叶参谋长的精神可嘉，”陈昌浩不无担心地摇了摇头，说道，“草地行军路线不明，大军贸然出发，若再遇敌人堵截，那时何以自拔？”
叶剑英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毛泽东与徐向前，有把握地说道：
“我们走草地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万万不会料到我们会选择这一着棋。为了更有把握，我们预先派遣精锐部队侦察开路，可以化险为夷。”
“你能为全军开路吗？”陈昌浩将军地说。
“能担任这项任务，不胜光荣！”叶剑英毫不迟疑地答说。
就这样，毛泽东决定选叶剑英出任过草地的先遣司令。当天，他又和叶剑英商定：由红四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并由叶剑英电告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立即赶来毛儿盖接受任务。
红四团在长征途中是建有特殊功勋的，因此，指战员们一听说毛泽东主席要向他们交代新任务，一种莫大的荣誉感油然而生。而政委杨成武则更是兴奋不已，带着骑兵侦察排，于八月十七日“从驻地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事后，杨成武回亿道：“十几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一起一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毛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毛泽东见了杨成武之后，就习惯地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向杨成武交代任务。他首先说道：“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接着，他又向杨成武分析敌我态势：“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安。如果我们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毛泽东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道：
“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杨成武听了毛泽东这番宏论之后，顿时感到自己的境界高了许多。当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四团的准备情况——粮食、向导等以后，毛泽东又指示道：
“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与此同时，鉴于张国焘对中央耐心的说服置之不顾，且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南下方针，为了向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包括张国焘在内阐明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实现早已决定的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经过多次磋商，决定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这次政治局会议被史家称为“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张闻天宣布开会之后，由毛泽东做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就坚持向东打，不应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其中，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他针对党内的一些争论，特别强调：“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总之，他从军事指挥员的视角谈了自己的意见，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向东发展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陈昌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之后，不仅完全支持报告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毛泽东听了陈昌浩的发言之后十分高兴。这一方面说明所谓南下、西进的路线是张国焘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说明陈昌浩只要脱离张国焘的影响，也会赞同中央正确的路线的。因此，毛泽东此时此刻所想的是，如何通过陈昌浩进而影响广大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为此，他“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同日——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该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断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由于毛泽东预计到了张国焘有可能执行他的南下、西进方针，故在该决定中严肃地指出：
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不是能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这一不利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与政治上保证克服堡垒封锁以前，将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例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定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历史意义。”可惜的是，张国焘不仅未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而且还中途改变了方针，终铸成了千古大错。
中央很快把《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再次明确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目前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与此同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也相继给张国焘发去电文，详述了《关于一、四方面军行动意见》。诚如徐向前回忆的那样：“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
但是，毛泽东始终对张国焘同意按中央路线北进画有一个问号。因此，当毛泽东于八月下旬离开毛儿盖向草地挺进的时候，他依然不无担心地自问：
“张国焘下一步行动会向哪个方向走呢？”
十二
毛泽东何时离开毛儿盖史无记载。但是，当事人有这样的记述：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毛儿盖的当天；向北“走了一程，到了一片有十几公里长的大森林。林中古木参天，高大的树林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第一天他们就在森林中宿营”。“第二天一早，当古老的森林在红军部队身后消失的时候，他们进入草地了。”二、过草地需走五至七天，毛泽东走了五天。三、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班佑听取叶剑英的汇报，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发起包座战役。这样算来，毛泽东最迟应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毛儿盖，八月二十四日开始过草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