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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在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负责同志起草《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时，听说张国焘单独请就要回部队的彭德怀、聂荣臻二人吃饭。这又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心中增加了一个问号。在革命队伍中，或者是同乡战友，或者是老上下级关系，莫说是在这种久别重逢的时候，就是在平常日子里，请吃一顿饭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张国焘和彭德怀、聂荣臻一并无私谊，二也没有隶属关系，为什么突然要请这二位同志吃饭呢？如果再联想到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表现，以及这两天内搞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他单请一方面军两个主力军团的领导吃饭，不能不引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警觉。其实，被请的彭德怀与聂荣臻也有着同样的警觉。对此，聂荣臻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什么，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但是，党中央对张国焘依然采取团结的方针，发展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全力打下松潘，力争早一天北出四川，完成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为此，中央决定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还有因事未随陈云同志去白区的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等组成的庞大的慰问团，赴四方面军所在地杂谷脑，慰问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并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同时，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干部力量，中央决定李维汉完成慰问任务后留下，出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毛泽东听后沉吟片时，问道：
“如果人家不欢迎呢？”
“那就要罗迈同志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张闻天答说。
“如果人家连白区的省委书记也不让做呢？”毛泽东又问道。
“那他们也太目无中央了吧！”张闻天愤然地说道。
“要有此准备。”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
“我看还是从最坏的方面着想为好。”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关键是要安排好罗迈同志的退路。”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了部署松潘战役，一清早就离开两河口出发了。周恩来心事重重地赶到北进的路口，为毛泽东送行：
“主席先行一步，待我处理完一些事情就跟上来。主席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语气有些低沉地说道：
“还是国焘同志的问题。他表面上虽然同意两河口会议，但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呢？我看还很难说。”
“我也有同感。他自恃兵多，视我们兵少，简直是到了‘谈兵色变’的程度。另外，中央为了统一指挥，增补他为军委副主席，可他那高傲的表情告诉我：不满意。”
“你的感觉怕是准确的。早在建党初期，他就曾利用当年北大的关系，在党内垒山头，受到同志们的批评。”
“如果他的权欲恶性膨胀，会师后的大好局面……”
“那也只好随他去吧！”毛泽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还是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还有中央和军委，都只能做个谋事者。”
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毛泽东告别周恩来，大踏步地向着北方前进了。
六
张国焘在参加两河口会议期间在想些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地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简言之，他在怀疑党中央在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因为他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且又亲身经历过数次党的路线斗争，他明白只要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主持其政的所有负责人，都要因为承担路线错误而下台。由谁来领导清算这次错误路线呢？又由谁负责改组并领导新的中央委员会呢？非他莫属！直而言之，他张国焘将随着这次新的路线斗争的结束，由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摇身变成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当然的领导人。从何入手呢？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利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找他谈话的机会，先搞一次火力侦察：
首先，张国焘责问中央“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为何不从政治上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接着，他又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这就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的所在。最后，他对张闻天说：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做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做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诚如前文所述，中央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之后，就执行的是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已洞悉。但是，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主要是考虑到党的根本利益，在遵义会议上违心地承认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当中央决定由谁取代博古负总责，且周恩来提出“当然是毛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又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说道：“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直至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成立“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大计，他又请周恩来任“团长”，自己与王稼祥当团员。史家乃至于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是毛泽东在长征中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在红军的指挥系列中却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也正因如此，那样多的作战方案，也不是由毛泽东签发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气度和风格。
对比之下，姑且不谈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杀害了那样多的革命同志，相继丢掉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根据地等，就说他现在才“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他的目的正是为了打倒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使自己上台。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识别错误路线是不容易的。但是，每个人在反对错误路线中的目的却是大相径庭的。
由此，我们就廓清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本质区别。
张国焘深知中国共产党内发起所谓路线斗争，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和批准。就说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发起召开的遵义会议，也必须得到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才能改组中央的领导，变更长征中的军事路线。换言之，要解决自“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他懂得必须先解决在共产党内，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中占有大多数的问题。但是，他通过两河口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政治局内在对待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他张国焘却是绝对少数。怎么办？这就是他急待要做，而又不是一天就能做成的大事。为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步骤：
张国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离开两河口之后，他留下会见了四方面军的同志，有意借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把矛头指向中央。请看他的回忆：
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是对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这样干的。
张国焘在记述了上面四点意见之后，又借属下的嘴广为宣传：“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因而中央一到抚边，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一整套的计划。他为了煽动属下反对中央北进路线，公然说：中央“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等等。同时，他还向属下指出：“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结果，使得那些满腔热忱欢迎党中央、欢迎红一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在绝对相信他张国焘的同时，渐渐地开始怀疑起党中央来了。自然，也就和红一方面军之间人为地划了一道情感鸿沟。
张国焘深知有兵就有权的道理，因此，他想借试探、分化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指挥员，达到削弱中央，尤其是削弱毛泽东军事实力的目的，而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另外，他出于同样的目的，当他在两河口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听说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彭德怀有意见，他就派出自己的亲信秘书长黄超去做工作。对此，彭德怀曾做过这样的记述：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实际上已经见过面了）。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进”。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张国焘在离开两河口返回茂县的路上，一直在思索如何借挑起所谓的路线斗争，进而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首先，他知道自己在中央是绝对少数，欲要取得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胜利，必须变少数为多数；其次，他深谙古今中外谋略家篡权之道，一靠实力，二占天时。他误认为中央红军长期转战，大量减员，是天赐良机，关键是要继续加强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团结。唯有如此，才可以实力为后盾，在向中央显示实力的同时，进而再改变中央领导的比例，最终完成由少数向多数的转变。为此，他决定经下东门会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建者之一。他祖居三晋五台县永安村，与阎锡山的河边村仅一河之隔。先在家乡念私塾，当学徒，辗转考入官费的山西省国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当了两年小学教员；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先参加东征，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大革命失败前夕来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奉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从副司令一直做到今天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这支能征惯战的四方面军，真是倾注着徐向前的全部心血。毫不夸张地说，徐向前这六年多的征战，就是一部红四方面军由小到大的军史，同时，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历史。
徐向前的品格就像他原名象谦那样谦和得很。虽然他不是黄麻起义的参加者，且又不是湖北人，可是他的指挥才能与谦和的品格，却赢得了以黄麻起义为核心骨干的红四方面军同志们的信任，在军事上大家都听徐总指挥的。因此，他和四方面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或许是他没有政治野心的缘故，张国焘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军事人才使用，有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事情很少和他打招呼，像有名的白雀园“大肃反”不仅没和他打招呼，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被捕审查他都不知情。所以，他在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颇有感慨地写了这段话：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我请陈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张主席郑重反映。陈昌浩当时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答应适当的时候，向张国焘做工作。
对此，张国焘肯定是知情的。另外，他从徐向前的来往电报中还知道，徐向前是力主北进的。为此，他在下东门约见徐向前，力图改变其北进的战略主张。因此，他见到徐向前后，“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说。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徐向前最关心的还是会师之后，两大主力向叨阶方向打。所以，他急切地问道：
“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对下一步的战略问题作出了哪些决定？”
这时的张国焘还不敢封锁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尤其是不敢在徐向前面前篡改该决定的内容，他情绪不高地说道：
“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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