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
蒋介石送走孙渡之后，又对王天锡说：
“城防还是不能疏忽，你去安排一下吧！”
王天锡一听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遂识趣地告辞离去。
蒋介石为了怕龙云起疑心——说他有意收买滇军将领，立即命人给龙云发去一份近似感谢信之类的电文：“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蒋介石或有感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古训，抑或是有感于孙渡“救驾”及时，他决计奖惩一批军事将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做出决定：拿掉王家烈。此事交由晏道刚出面办理。
蒋介石自到达贵阳之后，没有一天有令他高兴的消息，因此他每夜入睡时都会被噩梦惊醒。今天用他的话说，叫“否极泰来”；用宋美龄的话说，叫“上帝佑我”。不管是哪种说法吧，今天的确是蒋介石高兴的日子。他送走这些侍从式的文官武将之后，与宋美龄做过祈祷就上床入睡了！
四月七日清晨，蒋介石被隆隆的炮声惊醒。
他从床上跳到地下，本能地大声命令：
“快叫王天锡来！快叫王天锡来！……”
一会儿，王天锡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只见蒋“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幅地图”。看见王进来，遂把手中的地图放在旁边的茶几上，问道：
“你听见炮声了吗？”
“听到的。”王天锡说罢看了看蒋介石的表情，又说道，“大约在南门近郊，距城不过二十里。”
蒋介石一听下意识地坐了起来，问道：
“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
这等于给王天锡出了一道不好回答的难题。说不吧，万一红军攻城怎么办？说会吧，红军如果骚扰一下又走了怎么办？因此他未作答。
蒋介石或许感到自己问话有失，忙又说道：
“你派人去侦察一下，弄清情况，即刻回报。”
王天锡走后，蒋介石遂又陷入了困惑之中：“昨天红军不是东出龙里了吗？为什么今天一早又赶来贵阳南门近郊？……”
诚如前文所述，这是毛泽东早就设置好的声东击西之计。如史所记：“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逼近贵阳。当各路敌军纷纷回援贵阳时，红军则挥师东进，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进至清水江以西的高寨、白果坪地区隐蔽集结，以少许兵力渡过清水江向平越积极活动，造成红军东进的声势。”当蒋介石误以为我红军主力东进的目的，是为了兵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把回援贵阳的部队东调之后，孙渡的“勤王之师”也赶到了贵阳，这就等于完成了把滇军调出云南的目的。为了把拱卫贵阳的滇军继续东调，毛泽东又派出小部队骚扰贵阳，让蒋介石再次下令东调滇军。果然如斯，我中央红军挥军西进云南的时候，孙渡再回师救援就已晚矣！因此，负责引滇军东进的红军部队完成任务之后，就又天马行空似的撤去了！
结果，孙渡误以为又取得了胜利，遂又派出滇军跟进向东撤去的红军。不知是计的陈诚等人，还笑嘻嘻地向蒋介石报捷：
“好消息，敌人已被孙渡打跑了！”
更为可笑的是，蒋介石竟然下令让孙渡紧紧尾歼东去的红军。这样一来，滇军离云南就越来越远了！
顾祝同、陈诚等人深知毛泽东用兵无定法，万一再对贵阳杀个回马枪，又要挨蒋介石一顿臭骂。为此，他们建议蒋介石乘飞机去昆明，暂时躲避几天。理由则是：“借贵阳暂无战事，请委座去昆明会会云南王龙云。”对此，蒋介石是心领神会的，遂于四月七日乘军用飞机飞往昆明。
自然，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大家，他此次昆明之行并不完全是避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会会当代的孟获——云南王龙云，看看如何在接管贵阳之后再统一云南。
龙云是彝族人，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叶剑英等是先后同窗。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他借助唐继尧等人的势力脱颖而出，击败一个又一个军政对手，终为云南王。他在掌云南大权之后，遂采取了远交中央、近图黔桂的策略，因此在蒋桂战争期间，他支持蒋介石，派兵直指广西，并包围桂系的老巢南宁，终于促成桂败蒋胜的局面。这次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司令之后，在云南军政之中对“剿共”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云南部队应出省外作战，符合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二是主张待红军进入云南，再行参战，符合保境安民的原则。”而龙云采用第一种意见。他此举的目的是清楚的，既可把中央红军御滇门之外，又可讨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他却密令孙渡等人：滇军的行踪必须绝对听命于他。
蒋介石入主贵阳之后，风传蒋介石要拿掉王家烈，对此，龙云起了疑心。不久前，蒋介石下令调孙渡率三旅滇军“救驾”，由于孙渡未接到龙云的命令东下，使得龙云因忌恨孙渡险些撤了孙的兵权。时下，蒋介石突然由贵阳飞抵昆明，龙云十分警惕地发出自问：“蒋氏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为此，他确定了“热情接待，静观其变”的会蒋方针。
蒋介石是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见了龙云，未等说上半个小时的话，就完全明白了龙云的心思。一是时下有求于滇军相助解贵阳之围，再是中央军并未开进云南，解决云南的条件尚不具备，故采取了收买、笼络龙云的策略。蒋一面与龙云称兄道弟，盛赞龙云在云南的政绩，一面大加表扬他治军有方，等等。
对此，龙云更加提高了警惕性。尤其当蒋介石一迭声表扬孙渡等滇系将领之后，他对滇军在贵州的命运也更加担心。就在蒋介石到达昆明的第二天——四月八日，龙云获悉蒋氏给孙渡发了一通《关于向洗马河、宋家渡一带追击中央红军》的电令，其中心是请滇军出龙里东进，追击蒋认为东去的中央红军。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孙渡率部东出尾追，不料红军进至龙里地区，突然回头向贵阳前进。红军准备击破滇军，除去威胁以便南下，而孙渡部队被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孙渡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该事发生在谷脚地区，史称谷脚事件。
龙云听后吃惊不小。他一方面担心滇军败于中央红军的手下，再是害怕滇军奉蒋介石的命令东去，一旦云南出事难以撤回，故于四月九日给孙渡发了《关于滇军不得入黔东地区》的电令：
谷脚遇匪，深为骇异。幸已安全脱险，甚慰。不知是匪又回窜，抑系滞留后方之残匪。我各旅不能超过贵阳前进一节……又昨经呈奉委座鱼申电令，唯各旅在贵阳停止整顿，不再前进。而来电称，俟匪情明，再为前进，殊不相符究系何故现后方未得中央补充，已无力接济。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
切要！切嘱！以上各节，盼逐细速复。
总司令龙佳未机印
由于蒋介石手下有一批破译密码的专家，因此，各地方实力派往来密电多为他破译、掌握。蒋介石鉴于此行的目的是投石问路，故装作不知龙云给孙渡密下电令的事情，一边随龙云观赏昆明的景物，一边指挥贵阳的军事和解决王家烈的政事。蒋氏在昆明期间，除给孙渡发过一通电令之外，为防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还给何键、刘建绪等人发过专电。为了提高所部“追剿”红军的战斗力，他又发了如下这通《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的电令：
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虽知残匪无几，而且疲饿不堪，何畏之有？况既明知其诱我深入，则我可预事防备，将计就计，正为军人运用智力之良机，奈何避不敢进也。希即于今、明两日内，决心进攻，占领清水河以西地区，并跟踪追击。勿误。
无论蒋介石发多少电令，由于他在战略指挥上远逊对手毛泽东好几筹，仍不知中央红军真正的战略意图，只是采用水来了土挡的战法乱下作战命令，或随意地训斥部属，其结果必然还是处于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虽在军事指挥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他在玩弄权术方面却堪称一流，在国民党中尚未碰上一个真正的政敌。时下，他躲在昆明，连面都不曾出一下，就由晏道刚等人解除了王家烈的所有权柄。请看当事人晏道刚的记述：
蒋介石决定先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逼王交出贵州军政权力，并着我去大定与王商议……我便到大定见王向其传达蒋意。王最初表示两个职务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我只好对王说：“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于是借口要与两师长商量再决定，意在求援于何知重、柏辉章两人。我乃密与何、柏两人会晤，诱以利之所在，说明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可以领十足军饷，再不会受王家烈从中克扣。何、柏两人听我这样一说，都表示赞成王辞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专任主席。王找两人商谈时，表示如两者不可兼得时，愿辞主席干军长。何、柏两人不便当面反对，却在暗中纵容部下包围军部闹饷。王再与我会谈时，表示愿干军长辞去主席。我把何、柏两人向我讲的话如实告王，并询王是否知道有士兵包围军部闹饷之事。王遂改变主意，表示还是干主席辞军长，以免兵变。但是王却举棋不定，过了一会儿又对我说，还是想干军长辞主席。我便对王说：“你控制不住军队，军长怎么当呢？”王说：“只要有饷，军长还是可以干的。”王要我对他的部队讲讲话，表示中央支持他。我拒绝了，只劝王还是干军长好（我当时是秉承蒋意让王先辞主席再说），今后不克扣军饷就行了。
就这样，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拿掉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为下一步再逼着王家烈交出军权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假手进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迭次下令把滇军三个旅调到贵阳之后，遂又趁蒋介石躲到昆明行削藩裁军，逼迫王家烈交出贵州省主席的时机，再施声东击西之计，请蒋氏下令把孙渡所率三个旅的滇军调往黔东。这样，由贵阳通往云南的大道完全敞开。为了不使蒋介石觉察红军西出云南的战略意图，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会商，先于四月七日十八时下达《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滇敌有到贵定并向羊场“进剿”讯。
（二）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望立即侦察由老巴乡、刘家庄转至洗马河、喇磅、隔水、高宝、龙里、麻若场及经观音山小路向王关、比孟场、鸡鸣堡的两条道路与其平行路的里程，准备一军团及军委纵队八号向此路前进。
（三）你们派往水尾、独木河、红岩河的警戒部队今七号晚可做准备架桥东渡姿势，并即作侧卫及后卫警戒，随一军团后卫前进。
（四）三军团先头师应准备明日三时出发，并有佯攻龙里之任务。
接着，周恩来这位天才的组织家，又与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人把毛泽东西出云南的战略构想化为军事行动：我一军团及军委为左纵队，三、五军团为右纵队，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转移，我先头部队于八日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红军主力南移。这时，红三军团一个团占领了贵阳以东的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故作声势，佯攻贵阳；红一军团一部占领了观音山阵地，瞰制敌人。就在这时，孙渡误以为红军东向，在此遇险，几乎丧命。由于我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完全控制了贵阳、龙里间约三十里的地段，红军主力于九号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旋即又突然挥师向西，把东向追击的全部敌人甩在了后边。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得意的微笑。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出现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所记述的乐观局面：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
也就是在中央红军放开大步向云南挺进的第一天——四月个日，蒋介石接到来自贵阳的密电，大意谓：贵阳城危解除，敬请委座由滇回黔示谕军机。蒋氏阅罢本能地认为：毛泽东突然撤围贵阳，一定是有着深虑远谋。所以，当即告别外热内冷的云南王龙云，乘军用飞机由昆明飞回了贵阳。
蒋介石飞往昆明是高度机密的，故有很多贴身的军政要人都不知此行。至于困守贵阳的所谓上层人士，那更是一无所知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蒋委员长是与他们共患难的。时下，中央红军撤围远遁了，自应与蒋委员长同庆——借给蒋介石大唱赞歌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因此，十号晚上，在就要上任的省府主席吴忠信的发动下，贵阳上层亲蒋人士召开了所谓的庆功大会。
蒋介石的部属，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最擅长的本事就是为蒋介石唱颂歌。为此，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天下被这些颂歌唱倒了！”这天晚上，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会场灯火辉煌，以山珍为主的宴席一桌连着一桌，各界人士，尤其是那些军政大员的姨太太们更是花枝招展，满身的珠光宝气，再加上那极具诱惑力的媚眼，就连宋美龄也望之向背了。一句话，昨天还被枪炮声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情，似乎恍如隔世，早就忘到脑后边去了！接下来，就是吹牛比赛。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当今的兵圣孙子，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有大将之风；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当今的孔明，在贵阳保卫战中演出一幕当代的“空城计”，蒋氏凭着大智大勇，吓跑了当代的司马氏毛泽东……这颂歌的调门越唱越高，越比越响，最后连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被唱迷糊了。再加上那阵阵的掌声，以及那三呼万岁的喊声，几乎把会场的房顶掀掉了。
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一样，最爱听的就是这三呼万岁的颂扬声，尽管他也清楚一代又一代的王朝大厦无一不是被这颂扬之风吹倒的。或许贵阳保卫战的教训太深的缘故，也或许是他至今还心有余悸，总之，他今天晚上感到这场专门为他开的颂歌比赛会的味道不太对头，或说是不太顺他的耳。因此，当各界人士以雷鸣般的掌声、三呼万岁的喊声请他发表讲演时，他却没有勇气再火上浇油，跟在这些唱颂歌的人们的后边再大谈其功了！相反，他退出会场之后，遂又在贵阳绥靖公署召集各高级将领训话，发表了长达一万多字的讲演，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在贵州“剿匪”的经验与教训。其中，他还不得不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十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城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个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主力所窜反面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备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所以我们今后要消灭**，必须要研究应付他的掩护战术，再不为他掩护的部队所牵制，而要找到匪的主力来截击。
蒋介石在贵阳绥署发表讲话过后，就又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听晏道刚报告逼王家烈交出贵州省府大权的经过。接着，他又召来早就预备好的棋子吴忠信，亲切地称呼着吴的字说道：
“礼卿兄，你知道我请你来的目的吗？”
吴忠信，安徽合肥人氏。他早年投身民主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期间，与蒋介石时相过从，并深得蒋氏的信任。就在蒋介石设南昌行营的时候，吴被蒋委任为南昌行营总参议。此次蒋氏来贵阳指挥“剿共”，要吴同行。吴心里清楚是要他取王家烈而代之。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起用他的原因是“王家烈与桂系军阀长期勾结，蒋去王当然会引起桂系反感。蒋知吴（忠信）与李（宗仁）、白（崇禧）有交情，所以起用吴忠信以缓和与桂系的矛盾”。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出面组织了今天的庆功大会。但是，老于世故的吴忠信并未把事点破，而是有意地说：
“我既是委座的老同志，又是委座的部属，需要我做什么，就下达命令吧。”
“贵州省府王主席，向我提出请辞主席、专任军长的要求，我意请礼卿兄代我处理贵州政务大事。”
吴忠信当即应诺。接着，他又以试探的口气说道：
“这位王主席与中央有二心，素把军队当作和委座讲价还价的资本，我意……”
“放心，”蒋介石也清楚吴忠信的心思，故抢先说道，“我自有安排。”
就在此谈话后不久，蒋介石利用将士索饷，又逼迫王家烈交出了军权。此乃后话。
旋即，蒋介石又全心投入到所谓“剿共”的大事方面来了。首先，他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空军的侦察，想准确地获知中央红军西出云南的目的，但是他终无所获，只能像过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要发现红军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命令就近的部队要么堵截，要么“追剿”。由于中央红军已经远远地甩掉了蒋氏围、追、堵、截的部队，其结果是，蒋氏的命令下达得越多，受他指挥的部队就越被动。
就在中央红军挥师西进的时候，我留在乌江以北负责策应主力南下的红九军团，也相继击溃了黔军五个团的围攻，并向大定、水城前进，同主力红军造成南北响应之势。这时，蒋介石仅仅根据红九军团的行踪，就又做出错误的判断：“主力红军将经镇宁、安顺间向北与红九军团会合，抢渡金沙江。”于是，蒋氏又急忙调集各路兵马尾追红军，“企图在安顺、普定、大定、镇宁、关岭间地区消灭红军主力”。或许是蒋氏失败的次数太多了，他不得不又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此次西出云南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