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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内心油然生出一种女性那特有的委屈感，她把手中的那碗热水往桌上一放，近似耍小脾气地说道：
“不喝就不喝，干吗拿我出气！”
毛泽东一听更是火上浇油，他转过身来说道：
“你少啰嗦几句好不好？”
“我偏要啰嗦！”贺子珍也来了火气，“你不要忘了，是洛甫、稼祥他们支持，你才有今天的，可你……”
“不要再说下去了！”毛泽东打断了贺子珍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我毛某人，我就应该向他们不切实际的主张投降吗？办不到，永远也办不到！”
“那你就这样认输了吗？”
“决不！”
“怎么办？”
毛泽东沉吟片时，突然把手一挥，说道：
“找恩来去！”
接着，毛泽东亲自点着那盏马灯，推开家门，大步地朝周恩来的住地走去。
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对有关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是有些为难的。在他看来，毛泽东主张不打的根本原因，是反对红军在长征中进行敌人有备的阵地战，力主打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运动战。从战略上讲，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主张打的所有同志，并没有把这场争论视为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分歧，都认为中央红军自遵义会议之后，指战员在一个运动战接一个运动战中搞得十分疲劳，应当换一种打法以鼓舞士气。从问题的实质去分析，的确包含着对打运动战的某种情绪。而这种不赞成运动战的情绪，从战略上讲无疑是错误的。然而主张打的同志又是绝对多数，在中央并未作出红军长征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决定之前，强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是会带来负作用的。因此，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对着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迟迟难以行使“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权力。
对此，邓颖超是理解的。因此，她就像以往那样三缄其口，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看着周恩来依然是那样为难，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她或许出于让周恩来早下决心早休息的目的，以商量的口气说道：
“既然毛主席的意见有道理，你为什么还这样为难呢？”
周恩来微微地叹了口气，说道：
“一、我对打鼓新场战役的得失拿不准；二、会上多数人反对泽东同志的意见，而且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我再明确表态支持一方，那就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正在为这件事犯愁呢！”
恰好在这时，毛泽东手提着马灯走进屋来，接着周恩来的话茬，颇有些感慨地说道：
“我看，这就是恩来同志的性格！”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走了进来，不知何故，他突然想到自己久久没有休息，似乎就是等毛的到来；他转念一想，似乎是想到了今晚毛是一定会来的。因此，他很高兴地说道：
“主席，你还没有休息啊！”
“你都没有休息，我还能睡得着？”毛泽东谈话，向来是直奔主题的，“恩来，时下想改变打鼓新场的战役决定，只有靠你了！”
周恩来从这句极其朴素的话语中，深深地感到毛泽东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对他的无比信任。另外，他知道毛泽东的性格，此刻无须他说些什么，只要能听毛阐述反对的理由就够了。因此，他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果然，毛泽东从战略上讲了为什么要坚持运动战的理论之后，又带着情绪地说道：
“翻翻古今战史，哪有像我们共产党人这样打仗的呢？刘邦拜韩信为帅，他决不干涉韩信冒险背水一战；刘备三顾茅庐，他就坚信孔明联吴抗曹一定胜利。时下，洛甫这位明君把指挥权交给了我毛泽东，像打鼓新场这样小小的战役，还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岂不可笑！”
周恩来听了毛泽东这番谈古论今的话语之后，似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当他再仔细一品味批评张闻天的话语，感到自己又有必要做番解释：
“我以为洛甫同志如此而为，是怕重犯我和博古同志独断专行的错误。”
“他难道就不旧犯贻误战机的错误吗？”
“依你之见呢？”
“指挥战争之事，不能老是这么多人来讨论，恐怕还是成立一个精干的三人指挥团为好。”
“我可以向洛甫同志提出建议。你看这人选……”
“你、我，再加上一个王稼祥。你当团长，我和稼祥同志当团员。”
“不，不！还是由主席来当团长。”
“时下，你当团长比我合适。同时，要定一条原则：非关战略性的大事，一律由我们三人决断！”
“可以！关于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我还没有签发。明天再召开会议，你我一道说服大家。”
三月十一日清晨，在周恩来耐心的说服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战役，并于三月十一日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十二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由周恩来任团长。
也就是在决定成立新“三人团”的当天——三月十二日，蒋介石根据有关情报，终于下达了《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并明确规定：“由赤水县，太平渡、沙滩场、毛坝场、三重堰、打鼓新场至黔西为第一线”；并对其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当我有关部门截获这一情报之后，在惊呼好险的同时，都看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高明。但是，如何才能跳出敌人的重围呢？大家又把视线集中到毛泽东的身上……
八
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后的十多天里，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相互审视、斗智的阶段。结果，蒋介石依然未识破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进而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使之又放弃“攻势防御”，作出错误的决断：“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蒋介石一声令下，原来按照蒋氏“攻势防御”布防各地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立脚未稳，又匆忙遵令赶到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分四道防线攻防、进退，并采取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碉堡推进策略，赶修一座又一座碉堡。可以想见，按照蒋氏的要求做到“两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是何等的困难和劳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静观待变之中，利用蒋介石上述错误的决断，不仅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而且还使强大的敌人分散了兵力。换言之，又为毛泽东粉碎蒋介石《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创造了条件。
时下，面对四周强敌包围，就是坚决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古、凯丰等人，也不会再主张以六路分兵、四面出击的战略原则，打破敌人这次新的“围剿”了！但是，如何采用运动战的原则打破强敌的包围，进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步行动创造生机，人们似乎又都不约而同地期待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之后，在敌尚未完成部署之前，突然挥师向西，跳出敌人预伏的包围圈，调动立脚未稳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尾随红军之后西行，使我中央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等到敌人在尾随西行相当疲惫的时候，再寻机消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段的行动创造条件。毛泽东或许汲取了攻打打鼓新场战役的教训，抑或是为了各级红军指战员做到心中有数，利于调动积极性，就在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
（甲）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乙）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丙）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
彭德怀、杨尚昆收到上述《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之后，赞同我野战军向西南转移的同时，对攻打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纵队提出异议：由于“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等原因，“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从表象看，彭杨关于不打驻节鲁班厂周浑元所部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认为：时下唯有周浑元所部未受到中央红军的重创，就其规律而言，驻节鲁班厂以逸待劳的周部一定会主动寻求与我红军决战。这样，我中央红军可在运动中消灭该敌一部。另外，毛泽东此次挥师西指，意在把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人西调，并服从于近期内三渡、四渡赤水以及后来红军的总体战略。然而如何才能促使蒋介石当即放弃《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歼灭中央红军部署》，再下令这些尚未部署完毕的各部尾追红军西行呢？是悄然向仁怀、茅台突进，三渡赤水呢？还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再挥师北向，于距鲁班厂仅有几十公里的茅台三渡赤水呢？从“示形于敌”或“示强于敌”，进而迫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而言，显然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是上策。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没有采纳彭、杨的建议。
接着，毛泽东为落实上述战略方针，于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时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具体部署是：“以红一、三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潭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厂之敌左侧北及左正面；以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以一个营固守分水岭，主力则出分水岭由西南协同红一军团歼灭鲁班厂之敌。”
但是，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第九十六、十三两个师，发现我中央红军攻打鲁班厂的意图之后，并未主动出击，迎战浩荡西来的红军。相反，他们却采取了“攻势防御”的策略，匆忙集结兵力，乘夜构筑工事，做好在鲁班厂与我决战并阻我西进的准备。这样一来，我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寻机消灭周浑元纵队一部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为了实现西调敌人的战略目的，于十五日“十五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四小时，敌凭借工事固守，与我对峙”。恰在这时，我获悉“三元洞之敌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由孔岩尾追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在鲁班厂东南永安寺附近”。毛泽东等审时度势，认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避免受敌夹击，撤出战斗”。命令部队于当夜转移到茅台、仁怀、潭厂、小河地域。
我红一军团奉命派出先遣部队乘夜北上，于十六日清晨袭占茅台，并歼敌一个连。我主力部队于下午三时到达茅台。
茅台，是赤水河上游的一个小镇，因用赤水河中的水酿出美酒而闻名中外。其实，那时的茅台还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居民不过三四千人，街道狭窄泥泞，房屋多是茅草顶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住红瓦顶的房子。全村镇除去三家大的酒厂以外，还有无数个家庭酿酒厂。因此，这里的人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户户有很多装满茅台酒的坛坛罐罐。我红军根据规定，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尤其是茅台酒，除去给部队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给贫苦的工农大众。这样，我红军指战员会喝酒的，都放量地品尝起久已知名的茅台酒。有的还要装上一行军壶，准备日后解馋、过瘾。那些不会喝酒的，竟然用这美酿擦脚，借以起到舒筋活络之效。值得一记的是，李德自遵义会议之后到红一军团“锻炼”，他一向视酒如命，这次随红军进入茅台以后。遂找到最有名的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抱罐痛饮了茅台酒。有人说他喝得酩酊大醉，似可相信。至于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记：“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于一个星期不省人事。”绝无此事。因为当晚与翌日——三月十七日，我中央红军就要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了！
也就是在我红军指战员痛饮美酿茅台酒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茅台研究三渡赤水以及其后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提出了如下的战略构想：
由于敌人层层设防，我军难以在黔北完成北渡长江的任务。怎么办？只有出奇兵，转战到滇北从金沙江（即长江的上游）渡江北上，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欲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做到两点：其一，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为我红军挥师东上创造条件；其二，欲完成转战至滇北渡金沙江的构想，必须把大部滇军调离云南，使我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地行进。也就是在这次决策会上，毛泽东首次说出这句话：
“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如何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呢？毛泽东提出在完成鲁班厂的战斗之后，应当迅速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为给敌人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有意做一次全军性的佯动——红军主力依然潜伏在赤水河西岸，待敌人，尤其是奉命“追剿”红军的滇军被调往川南之后，我红军再出其不意地回渡——即四渡赤水河。这样一来，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已经没有敌人重兵布防，为我军南渡乌江、威胁贵阳，并进而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创造条件。到那时，红军即可实现大踏步地穿越云南，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构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