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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这个主张，现在派你们团向黔东行动，在三天之内攻占黎平城。”
上述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周恩来的原则性，而且也证明周恩来在通道临时紧急会议之后，与博古、李德在战略上发生了分歧。自然，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周恩来已经开始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然而，由于周恩来的性格使然，或者说他非常注意党内斗争的策略性，遂采取上述到部队基层做工作，争取攻下黎平，找到一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的办法。
张闻天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当他获悉周恩来为攻打黎平去了基层部队后，突然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下发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真是气愤到了极点！但是，当他想到通道会议并非是一次合乎法定程序的中央会议，而且博古、李德仍旧握有在中央红军转移中的最高指挥权后，他认为必须尽快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做出有关的决议来。为此，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打过招呼之后，就骑马赶往博古的住地，他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下发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之后，他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似乎平静到就像是在他的所料中一样！有人认为通道临时紧急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毛的反应既不同于周恩来，也不同于张闻天，显得比较平静。
笔者不完全苟同上述之见。
毛泽东是一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着一般政治家所不具备的诸方面的素质，因此他对政治家的心理、战争的态势、革命的预测……有着独到的见解。诚如前文所述，中央红军在历经湘江惨败之后，几乎包括最高“三人团”在内都笼罩在失败的氛围中，唯毛泽东一人却站在老山界之巅，环顾群山，咏出三阕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十六字令》。另外，毛泽东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的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治国之术等方面的了解，堪称当代中国第一人！如果再联想到他掌权后多次说的一句话：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作数的（大意），他对博古、李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借以改变会议精神的做法，自应是处之泰然。事后追论，博古、李德的行为既不高明，也在一般政治家所料中，这对毛泽东而言实在就是小菜一碟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坚信，胜利与失败，是军事集团检验、取舍最高统帅的唯一尺度。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尤其是历经湘江惨败之后，不仅他们中间的核心骨干张闻天、王稼祥坚决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而且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也明确反对北出湘西的路线。就说是博古自己吧，也失去了昔日跟在李德后边那种盲目的自信，在通道会议上也不得不听听他毛泽东的意见了！在他看来，更换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大权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他目前应该做的是：一、利用一切条件——主要是敌人军事压迫的条件，使更多的指战员认识博古、李德在执行着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二、与此同时，必须尽快解放一批受博古、李德等人打击的高级干部，为改变军事路线打好组织基础。
或许是这些天来过分操劳了，也或许是山中的气候变化太大了，毛泽东在离开通道的前夜又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因此，他只好坐担架行军。这样，他又有了机会和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他们二人在担架上议论的话题，也不外乎上述所说的内容。正当他们二人议论到该如何办的时候，只见不远处有一位精明的红军干部背着背包过来。
这位精明的红军干部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自打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以自己在广西领导左右江起义的经验与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有意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力图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样一来，就必然遭到博古等人的打击和迫害。历史上被称为四大毛派分子的“邓、毛、谢、古”的邓就是邓小平。那时，他在党内和军内不如毛泽东那样有影响，博古等人十分轻易地就罢了邓小平的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之后，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他的任务就是“跟着走”。
对此，毛泽东与王稼祥都是清楚的。毛泽东想到邓小平的处境，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酸楚。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也只好以调侃的口吻近似玩笑地问道：
“小平同志，你还好吧？”
邓小平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看毛泽东和王稼祥坐着担架走到了跟前，忙说：
“一言难尽。主席，你大病之后恢复得怎样？”
“还不到向马克思报到的时候。”毛泽东指着旁边担架上的王稼祥，“突围转移以来，我和稼祥同志是同病相怜啊！”
“王主任，你的伤好些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你若不问啊，我倒忘了这件事情。”王稼祥深沉地答说。
“为什么？”邓小平惊诧地问。
“因为稼祥同志时时都在担心红军的存亡啊！”毛泽东感慨地代为答说。
“小平同志，”王稼祥为了把话题移开，问道，“红军突围转移以来你做些什么？”
“跟着走！”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是沾我的光啊！”毛泽东叹了口气，“他在被打成所谓毛派头子之后，堂堂的党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主席又是沾谁的光呢？”邓小平反问道。
王稼祥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仰天长叹，遂建议道：
“老毛，应当尽快解决小平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赞成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指着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感情极其复杂地说道：
“这支英雄的部队，完全变成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队伍了。为解决小平等同志的工作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红军队伍存亡的大事！”
王稼祥沉重地点了点头。
六
黎平地处黔东南，东接湘西南，南邻广西北部，其地理位置与湘西南的通道相仿，也是属于湘桂黔三不管的地带。
黎平县城位于山顶上，举目远眺，群山环抱，看不到一点平地，是一座典型的山城。
在黎平县城居住的多为苗族同胞。历年以来，由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胜过牛毛，各族同胞被盘剥得一贫如洗。如果说古之夜郎国的后代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自谦其穷的话，那么黔东南的山城黎平就更穷得无法形容了。毫不夸张地说，当地的“干人”——北方所称的讨饭人真是多得遍布乡里，几乎到了成帮结伙的地步了！
驻守黎平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是黔军王家烈的一个团，由于他们曾和红六军团交过手，因此，当他们听说红军于十二月十四日晨向潭溪进军，守敌并未和红军先头部队接触就弃堡逃走，他们自认为无法守住黎平县城，故提前携带家室弃城逃往榕江去了！
由于红六军团在三个月前曾路过黎平县城，红军那严明的纪律和民族政策早已深入人心。因此，住在县城的各族同胞一见官僚劣绅、民团驻军仓皇出逃，都在猜测红军即将到来。他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自发地组织了三四百人，赶到东门外五公里的地方，敲着锣，打着鼓，放着噼噼啪啪的鞭炮，迎接红军大部队进驻黎平县城。
红军先头部队深知当地各族同胞家无隔夜粮，身无可换衣，他们打开县城的粮仓一看，真可谓是大囤满，小囤流。一问方知，官府的老爷们与国民党的驻军逃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把这些粮食运走或销毁。他们就像往常打开县城那样，把这些谷子分给了各族穷苦的群众。与此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送一件东西给苗族同胞，作为红军进驻贵州给苗族同胞的礼物，一时间，红军战士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仅有的衣服、毛巾、日用品等送给他们。可以想见，这些祖祖辈辈受够了所谓“吃粮人”苦的苗族同胞会激动到什么程度！他们主动地腾出住房让红军住，家家烧开水给红军喝……一派军民鱼水情！
但是，进驻黎平的最高“三人团”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还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朱德、刘少奇等人却无法参加和享受这军民同乐的活动。相反，他们都在积极准备出席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忙得连与亲人团聚的时间都没有了！
中央红军自打突围转移以来，行军和打仗成了最最重要的事情，连中央领导同志与亲人相见的机会都没有了！中央作出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同时，也通知了有关部门：是夫妻的可以在黎平团聚几天。就这样，身患肺结核的邓颖超住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已经有很多天没有见到邓颖超了，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小超”的病情。今天，他一见依然大咳不止且吐着血丝的邓颖超，急忙命令警卫员小魏把他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拿出来，到黎平大街上买只老母鸡，给邓颖超熬一锅又浓又香的鸡汤喝，好好地补一补她那虚弱的身子。
接着，周恩来把邓颖超安排在里屋的床上休息之后，遂又回到堂屋那张八仙桌子旁边伏案工作起来。明天——十八日就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了，提请大会讨论并通过的决议案，必须先由他拟出个草稿，提交大会讨论后再修正定案。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转移，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部队建制因减员严重缺编，为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必须精简整编。像这样事关全局的大事，必须由最高“三人团”裁定。指望顾问李德承办吗？就是没有发生通道转兵的争论，他也不会做这种具体的事情；靠博古制定整编方案吗？他不懂军事，也不知哪些部队应该加强，哪些部队必须裁减。就说过去吧，他就关心谁握有各军团的实权。他思来想去，还是自己动手办。他的整编方案如下：
“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为了充实作战部队，中革军委还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编入红五军团。”
周恩来作出上述整编方案之后，他认为会获得中央的通过，唯对刘伯承的任命恐会引起李德的反对。因为他知道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遂和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军事指挥方面发生对抗。他在无端辱骂了刘伯承之后，宣布免去刘的总参谋长之职，调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对此，周恩来是有看法的，但碍于共产国际的权威，他没有提出异议。最近，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不仅提到了对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也非议了李德当年对刘伯承的错误处置。为确保红军西出贵州能打几个漂亮的战役，借以提高士气，他决定顶着来自李德、博古的压力，不仅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同时还提议恢复其总参谋长的职务。
对于刘伯承的重新起用，标志着周恩来在组织方面与博古、李德开始分道扬镳。
是日深夜，周恩来守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边，忽而奋笔疾书写个不停，忽而停下来凝思，从他那双炯然有神的眼睛可知，他又在为未来红军的命运或复杂的人际关系伤神。他终于改出了有关文件的草稿，正要准备起身活动一下身体，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他抬头一看，警卫员小魏端着一碗炖好的鸡汤走进来。他急忙站起，双手接过这碗鸡汤，抽着鼻子闻了闻，连声说：“好香，好香……”突然，他有些诧异地问道：
“小魏同志，鸡肉呢？”
“我想等你写完了，再给你热热吃。”
“那怎么行呢，你和今晚执勤的同志们分着吃吧。”
“不行，这是用你节约下来的钱买的。”
“那就更应该分给你们吃了。天这样冷，你们还要轮流值班。”
周恩来看了看撅着嘴的小魏，再次命令他们把鸡肉分着吃了以后，遂端着这碗又热又香的鸡汤走进内室，笑着说：
“小超，快趁热把这碗鸡汤喝下去。”
邓颖超已经听见了周恩来与警卫员小魏的谈话，因此，她欠起身来，说道：
“来，我们一块喝。”
“我的身体好，不需要。”
“不，你比我更需要。”
邓颖超或许是过分激动的缘故，又大声咳嗽起来。周恩来一见匆忙取出手绢，轻轻擦去邓颖超嘴角流出的血丝。他望着强作笑颜的邓颖超，关切地说：
“肺病是富贵病，喝点鸡汤会好些的。”
接着，周恩来盛一勺鸡汤，用嘴吹了吹，小心地放在邓颖超的口中，而病中的邓颖超则无声地在细细品尝。这碗鸡汤就要喝完的时候，周恩来才又说道：
“据洛甫同志说，毛主席和王主任建议，应该重新安排小平同志的工作。”
“我也赞成。小平同志在上海就担任过中央秘书长，时下……”
“中央秘书长一职还空缺着，我想提请中央讨论。”
这就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妻生活的缩影：他们既有真诚的恩爱和体贴，又时刻都在关心着党的命运。
但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则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夫妻。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贺子珍奉命赶到了毛泽东的下榻处，与久别的丈夫团聚。事有凑巧，贺子珍一看毛泽东那大病未愈的身体仍旧是那样的虚弱，她就掏出全部的积蓄，到黎平的大街上买了一只老母鸡，外加一串红红的鲜辣椒，亲手为毛泽东炖了一锅放有红辣椒的鸡汤。她那兴奋的表情似乎在告诉别人：只要毛泽东喝了她亲手炖的辣椒鸡汤，身体就一定会强壮起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