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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至于周恩来约他谈话的目的，容笔者扼要地交代一下。
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是年九月，陈济棠派来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们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首先伸张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协定提了如下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
陈济棠收到朱德的信后，遂同意朱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军事会谈。
这时，周恩来虽已决定在于都突围转移，但突围之后沿什么路线向西转移尚未成定局。当获悉陈济棠主动要求和谈的消息之后，他想如能巧妙地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陈管辖的粤赣交界处借道西行，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且还能出奇制胜地迅速挥兵西指。所以，他与朱德同志反复磋商，决定派何长工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谈判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军事会谈。遂电令何长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务。
潘汉年，原本是以郭沫若为首领的创造社的小兄弟。后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调潘进入中央特科，并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科长，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作为红军的代表，与十九路军举行秘密谈判。虽然他出使福建，不辱党命，但因博古等人视此为儿戏，不仅使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军事集团平息，而且也使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一次天赐良机。时下，周恩来又亲自任命他为代表之一，与南天王举行谈判，他除去感谢党的信任之外，也深知此行意义之重大。因此，他准时赶到了中革军委，与何长工一起接受任务。
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远道而来的何长工的手，讲明与南天王陈济棠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的意义之后，遂又告之：“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们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最后，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道：
“长工同志，汉年同志，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何长工与潘汉年非常兴奋，他们什么都没讲，只是激动地点了点头。
“下边，我向你们交代联络的密语及注意事项。”接着，周恩来有条不紊地交代完毕之后，又指着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副参谋长，你再和他们二人说说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叶剑英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后与刘伯承同志相继归国，进入中央苏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参谋长，共同辅佐周恩来同志，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但是，自从博古把军权交给李德之后，他与刘伯承同志就等于变相地靠边站了。时下，红军就要突围转移了，由于叶剑英和粤系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且又对粤赣一带的地形、民俗比较熟悉，遂又凭着党性主动地为党工作着。他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这次接见就要结束了，周恩来取来一封信，说道：
“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写给黄师长的信，请随身带好。”
何长工双手接过，并遵嘱看了一遍这封由朱德署名的信，内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何长工收好信件，向周恩来、叶剑英行过军礼后，遂与潘汉年告辞离去。
周恩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算作午餐，忙又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
“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
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
“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嘛！”
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稼祥一起行军。”
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
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故说：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决定。”
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再说什么。他沉吟片时，又问：
“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于都了。
五
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举例说，“三人团”作出决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较棘手，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只要大体公正、合理，适当地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仅涉及谁去谁留，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这样一来，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怎么办？只有请来博古、李德召开“三人团”会议复议。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见，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结果，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
“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
当初，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然，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
“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三人团’的指挥意图。因此，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照往常“三人团”开会的惯例，博古谈完意见之后，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为此，周恩来有意地问道：
“李德同志，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于一九○○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被控有叛国罪，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是年秋到达上海，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翌年九月，他历尽艰险，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束手无策，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教条地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结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他独断专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诚如前文所述，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议决。本来，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后来，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
“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我只想补充一点：政治问题要民主，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
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厉言相驳。但是，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于是，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刚地说道：
“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顺利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二、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我们‘三人团’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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