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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的”，待到毛泽东从指挥朝鲜战争解脱出来以后，他竟然发现各地党政机关，暴露出不少贪污问题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如下这组数字不仅实出毛泽东所料，而且也令他大吃一惊：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三千九百四十七件，其中贪污案共五百三十一件；北京市在建国后的两年多中，共发现贪污分子六百五十人，贪污总额达人民币十五亿元（旧币）；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以前，华东各地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个人贪污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高达一千四百四十二亿元（旧币）；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其中六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损失达八十多亿元（旧币），相当于一万五千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毛泽东看着这一组组数字，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共产党人才掌权两年多啊，怎么就会有这样多的党员干部堕落成贪污分子呢？”
也是在这前后，全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其中，毛泽东的老朋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据外电报道：陈先生不仅募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向爱国华侨募到了买飞机的钱。正当毛泽东准备派人慰问刚刚回到厦门集美的陈嘉庚先生，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报告：“主席，我们从截获台湾的消息获知，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大陆，你看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你立即电告陈先生，请他马上来北京。”毛泽东有些愤怒地说道。
“我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固执地说：我让全世界的华侨看看，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焦急，最后与周恩来议定：借陈毅出巡东南沿海地区，做好保护陈嘉庚的安全工作。
陈嘉庚在南洋创业几十年，总计做了两件大事情，其一是赚钱兴教，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其二是以身作则，支援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这其中也包括支援蒋介石抗日等义举。这天，陈毅奉命来看望陈嘉庚先生，没有想到陈嘉庚的办公室是那样的简朴：一张木床，挂有一张发黄的且有补丁的蚊帐；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个倒扣的破瓷碗，上面立着半根蜡烛；两张破沙发不成对，一个是新修过的，一个是旧的；一个破旧的木茶几摆在中央，上面放有一个盛糖的瓷盘，看得出，这个瓷盘中刚刚放上一斤包有糖纸的糖块。这天，陈嘉庚领着陈毅走进这间陈旧的房子，指着那张新修过的沙发，客气地说：“请陈市长坐。”
陈毅久闻陈嘉庚的大名，且知是华侨中数得着的有钱人，在他看来，陈嘉庚再节约、简朴，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旧房作办公室兼卧室。因此，他没有落座，用心地打量着室中的各种陈设，感慨万端地说：“嘉老，您兴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而自己是‘庐独破’哟！”
“我住的不是很好嘛！”陈嘉庚再次伸出手，说道，“陈市长，快请坐。”
陈毅喟叹不已地摇摇头，遂落座。接着，他信手从茶几上的瓷盘里拿起一块糖，一边剥糖纸，一边感慨地说道：“嘉老，不知为什么，我走进您的办公室，让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延安。”
“陈市长过誉了！这里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我记得毛主席用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些东西虽说破旧了些，但都能用。”
“嘉老，我这次来拜访您，除去我个人表示对您的敬意之外，我还受了毛主席的重托，让我来看您。”
“这多不好意思，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嘉老，主席让我转告您，我们的确截获了蒋介石派人暗杀您的情报，主席听后急得不得了。”
陈嘉庚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特别重一个“义”字。所以，他一听说毛泽东派陈毅来看他，内心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讲了一番和蒋介石的所谓交情之后，又难以理解地说道：“我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认识好多年了，可以说是熟人，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道理是简单的，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您又拿钱帮着国家度过困难。”
“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有什么错呢？”
“美国佬是蒋某人的后台老板啊！”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嘉老，不用怕！主席让我派了人保护您。”
“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这可不是小事！您的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借用古人的话说：您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惭愧，嘉庚不敢窃此美誉。”
“当之无愧！”
“嘉庚一生所求：吾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就在陈毅离去之后，陈嘉庚召来了工友，指着瓷盘中的糖果，严肃地问道：“你买了多少糖果？”
“一斤。”
“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二颗，买它二两糖果就蛮够了。”
“我……以为接待这样大的首长，您会说我买少了呢！”
“咳！”陈嘉庚摇了摇头，“你们都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万都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陈嘉庚用一斤糖块招待陈毅的事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对此，毛泽东感叹地对身边人员说：“当今华人世界中谁最富？陈嘉庚先生！可是这位最富有的华侨巨商，却用一斤糖果招待了我们的陈毅市长，这还不令我们共产党人深省吗？”
“主席，这可有点像当年的延安精神。”
毛泽东对延安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碰到困难，他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延安精神。然而，他今天却不那么自信了！尤其当他想到某些从延安走过来的人成了贪污分子以后，对自己倡导的延安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是一无所有，想腐化吗？没有条件；而陈嘉庚先生呢，他是当代华侨巨富，自己拿钱办得起一所大学，可他对待自己呢？……”
毛泽东由于过分激动讲不下去了，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并未完全理解毛泽东此时此景的心情，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说道：“当年，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我听一位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钱的人说不爱花钱，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当官的人说瞧不起官，也不一定是心里话。”
“但是，陈嘉庚先生却告诉了我们共产党人这样一句话：有钱的人把钱用到事业上，是高尚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或者说，这是他对党内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出现这样多贪污分子的追思或者说是他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一种要求。
或许是东北毗连朝鲜的原因，东北局于是年九月率先开展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发现各级党政军机关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沈阳市在运动初期，仅工商局各公司就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三人有贪污行为，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款额达人民币五亿元（旧币）。浪费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因管理不善，也造成巨大的损失，等等。毛泽东阅罢这些材料，感到震惊之余，认为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已经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被资产阶级从思想上缴了械。另外，他也从这些案件中得出了结论：官僚主义则是干部贪污、浪费的滋生源。因此，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大张旗鼓地反对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作为全国人民当时的中心任务。同时，“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此，全国各地逐步开展了揭发各级机关内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接着，东北局报来了关于在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毛泽东阅后于十一月二十日作了指示。大意谓：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收到了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致中央电，他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对此，毛泽东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认为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击中了要害，那就是实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谨防共产党人进城后中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
正当毛泽东暗自寻思党内究竟有多大的贪污犯的时候，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呈送毛泽东一份材料，是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运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旧币，下同），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结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做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两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四十九亿元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属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达一亿三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毛泽东阅罢华北局的这份报告后吃惊不小，他那愤怒的双眼死死盯在桌上的报批文件，许久许久没有离开，也没有说一句话。他突然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真想大吼一声，可是他还是忍住了，只是怅然地叹了一口长气。接着，他又双手捧着自己的额头，缓慢地闭上双眼，更加怆然地凝思着……
毛泽东气得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饭也不曾吃一口。这下子可急坏了秘书和警卫人员。开始，他们谁也不敢靠近毛泽东，生怕在这种时候充当出气筒。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家又心痛起毛泽东的身体来了。最后，一位很受毛泽东喜欢的警卫员走到近前，近似哀求地说道：“主席，您不能这样为了国家大事，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无限悲哀地摇了摇头，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可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就是光为了自己享受，完全忘了爱惜自己打下来的天下了！”
或许是毛泽东觉得菊香书屋太憋闷得慌了！虽然已经是后半夜了，他还是让工作人员陪着他到中南海的大院中走一走，借此也换一换空气。突然，他停下了脚步，问陪着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再说我天天在主席身边，您还不清楚吗？”
“我是说你将来像张子善、刘青山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呢？”
“请主席放心，我永远不会贪污。”
“这就好，这就好。”毛泽东想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
“主席，我记住了。”
毛泽东慢慢地走着走着，他突然又停下了脚步，很是严肃地又问起身边的警卫人员：“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没有。”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南海岸边，他驻步那不太高的围墙后面，望着黑糊糊的紫禁城，又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或许他想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抑或是想对着高高的紫禁城问个为什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有些伤情地问道：“你们是如何看待张子善和刘青山的呢？”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人物，他们一进北京不就腐化了吗？我看像张子善、刘青山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说的，他们是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典型！”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会这样快地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灭亡得最快？”
“秦朝和隋朝。”
“原因呢？”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败于腐化。”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暴政加腐化。”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最后，他又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是很难跳出黄炎培先生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主席，这恐怕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课题。”
“是的。但是，我是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的，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做几件实事。”毛泽东的心中似乎不那么憋闷了，他走回菊香书屋的写字台前，再次审阅了一遍有关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件的报告，在报告上作了批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处理。
毛泽东写完这段批示之后，又把华北局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报的另一份材料看了一遍，仅仅是一些犯罪事实，并无具体的处理意见，他当即又拿起笔给薄一波、刘澜涛起草了电文。大意谓：
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即对太原市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唐山市粮食公司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河北徐水县银行经理赵增非，山西交城县长张进才，辽东工业厅驻津办事处主任刘治宇，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河北省供销社西北小组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
薄一波认真地看了毛泽东的批示以及给他和刘澜涛的电文，知道毛泽东为此生了很大的气。为此，他借谈财政方面的工作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张子善、刘青山另一方面的情况：“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很老的同志，他们都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严峻的考验。其中刘青山参加并领导了一九二三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也在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知道薄一波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隶属当年北方局的老同志，对刘、张犯错误有着一般人所不同的情感，痛恨中含有某些惋惜的成分。为此，周恩来严肃地说道：“可再看看他们的犯罪事实呢，那也是触目惊心的啊！”
薄一波完全明白了周恩来的话意，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却有些愤怒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的运动，我们的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
“总理，我们如何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呢？”
“召开天津地委会议，征询大家的意见，供中央、主席下决心作参考。”周恩来说罢又解释道，“这样做的结果，目的是教育更多的同志，从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上吸取教训。”
不久，薄一波把天津地委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意见送交总理，并请总理代呈毛泽东主席：“华北局调查结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于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五百五十二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决死刑的是五百三十五人，判处死缓的八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五百三十六人，判处死缓的七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许久无语，只是蹙着眉宇微微地点了点头。周恩来低沉地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听后越发地皱起了眉头，许久才说了两个字：“死刑！”
“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不准！”
毛泽东虽然对刘青山、张子善下了处以死刑的决心，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有好几天睡不好觉，经常听唱片《斩马谡》的唱段，偶尔还要跟着唱片小声地哼几声。或许这几天，从中央到华北局来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多了些，所以，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距离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由于人们知道毛泽东传下了上边这句话，谁也不敢再来菊香书屋讲情。这天，警卫人员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薄一波同志说有要事见主席，您看是见啊还是不见呢？”
“我听总理说过，他是赞成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以做效尤的，可以见！”
薄一波走进菊香书屋，只见毛泽东依然专注地在小声哼唱《斩马谡》的唱段。他小声地问道：“主席，您在听唱片啊？”
“噢，是一波同志到了，”毛泽东边说边走向留声机，“快请坐，等我关上唱机。”
“不要关嘛，我们一道把它听完。”薄一波边说边坐下。
“不听了。”毛泽东伸手把唱机关掉。
“主席经常听听，这样也可以放松一下。”
“我再放松啊，就不是挥泪斩马谡了！”毛泽东说罢叹了一口气，点燃一支烟，颇有情绪地吸了一大口，又缓缓地吐了出来，“再这样下去，你们只好跟着我拼死吃河豚了！”
“我懂了，主席为了不使我们将来吃河豚，所以今天就下定决心斩马谡。”
毛泽东看着一边微然点首一边自语的薄一波，不解地问道：“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从言谈话语，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我怕主席生气。”
“你又不是贪污犯，我生你什么气？”
“我要是代别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呢？”
“有意思，替人讲情还有代的。”
“主席是知道的，我是不会为他们讲情的。”
“是谁让你来我这里讲情的？”
“黄敬同志。”
毛泽东听后猝然变色，蹙眉不语。
“黄敬同志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改了。”
“那你为什么又代黄敬来讲情呢？”
“他坚持要我向主席反映他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站起身来，沉吟少顷，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你转告黄敬同志，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就在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前后，毛泽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报告，不少各级党内、军内、政府内的干部，变成了大中小不等的贪污犯，至于说到因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现象，那就更是惊人的了！当他听说**机关公安部也有一个处长定成了大老虎，他当即要通了罗瑞卿的电话，生气地问道：“我听说你的衙门口里也养出了大老虎，是这样的吗？”
“报告主席，是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过资产阶级生活，我们已经将他枪毙了！”
“单单枪毙了是不行的！如不抓紧教育，我们的**机关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变成最大的欺压老百姓的地方！不要几年，我们共产党就会变成了国民党！”毛泽东或许是太气愤、太激动了，他说完“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接着，他又在室内快速踱步不止，似在想消气的办法。他突然驻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要车，我要到郊区看看农民去！”
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要离开中南海，必须报告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专人负责安全。如果要离开北京，那还得报告罗瑞卿等人。因此，他们听后谁也不敢说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毛泽东大声命令：“这是我的决定，不许通知其他人！”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真的和少数身边的警卫人员离开了中南海，坐着车来到刚刚入春的郊区。当他们发现在农田干活的农民，恰好是他们去年到此视察认识的吴大伯后，毛泽东立即命令停车，向吴大伯走来。
这时的吴大伯正在地里挖野菜，一见是毛泽东向他走来，急忙提着半篮子野菜迎过来，高兴地说道：“这不是主席嘛，您怎么有空到乡下来转转？”
“吴大哥，”毛泽东满脸堆笑地说，“我在那座深宅大院里憋闷得慌了！出来和你们聊聊天。”
“和我们这些乡下人有什么可聊的呢？主席一定是出来散心的吧！”
“说出来散心也行啊，”毛泽东从吴大伯的篮子里抓了一把野菜，放在鼻前闻了闻，“你们村里搞‘三反运动’了吧？”
“就是打老虎吧？”
“对！你们乡里有老虎吗？”
“叫我说啊，占小便宜的人有，变成虎仔的没有。”
“这说明我们的基层干部还不错。吴大哥，你对打老虎有什么意见吗？”
“要说有还真有！打个比方吧，景阳冈出了吃人的老虎，应当由武松出来打。可是，打虎也得挑个季节，现在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开会打虎，这农时可就给误了。”
“你说得好！立即告诉你们村的干部，停止打老虎，赶快忙春耕。”
“谁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啊！”
“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讲的。”
“行！他们最怕的就是你。”
“什么？他们最怕我……”毛泽东说罢无限悲哀地叹了口气。
“主席，您不希望他们怕您？”
“像我和你一样交朋友该有多好啊！”
“不行啊！像我的家才五口人，还得有这样一个一家之主呢！中国这么大，没有主席镇着，他们还不翻了天？”
“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镇不住这五亿多人啊！”毛泽东惨然笑了笑，再次看看手里的野菜，“你把这些野菜全卖给我吧！”
“主席爱吃，我都送给您了！”
毛泽东很是开心地过了一天。但是，当他一走回菊香书屋，就又忙着去处理有关城市的“五反”运动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