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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朱德等人的迎接。
如从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算起，差两天就三个月了！可以想见，有多少内政外交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啊！虽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出访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在讲到中苏缔约的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指出：“实行人民民主**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当他听取了党内外有关领导同志的发言后，他又进一步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近三个月中，依然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的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换言之，未来的军事战场仅仅剩下了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局部的几个地方。因此，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战场，在毛泽东看来又包含着如下的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以及利用苏联贷款和专家，创建国营大型企业等等。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昔日，进行革命战争，主战场在农村；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谓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战线转移，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金融和市场。仅就上海这半年多以来的较量看，说明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上海的不法商人，还需要像打淮海战役那样，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分几个阶段进行。或许解放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实在是太复杂了，毛泽东多次提醒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同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靠着高喊反攻大陆过日子呢！
正当毛泽东运筹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战线转移的时候，出乎他所料的是，他收到了一份华北军区的送呈件，略谓：时下军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倾向，急需要纠正：“（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毛泽东看罢感到问题很是严重，当即批转全军，要求各部“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接着，令毛泽东更为震惊的是，他亲自审阅下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但是，自从他访问苏联归来之后，“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暗自思忖：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成立不到半年，他出访苏联才只有三个月，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开始侵入了新中国的肌体。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仅军队经商不但使人民的军队变质，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一定是亡党亡国！为此，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遂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名义下发《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略谓：
（一）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过去机关、部队、学校所设商店，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收回资金，或自行结束。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只能在各该机关、部队、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并须遵守合作法规。
……
（五）对于违犯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报请上级处理。……
时间转瞬过去近五十年了，历史又是惊人地来了一次所谓的“轮回”，且竟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搞了一次全党、全军堂而皇之的大经商，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如果读者再看一看毛泽东当年制定的上述法规，难道还不使全党、全军中那些热心办商业的同志深思嘛！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清楚全国向经济战线转移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采用杀人放火、投毒爆炸等手段，搞得各条战线都时无宁日！为此，他下大气力抓了社会治安这件大事。例如，在他回国不久，就向李克农等了解有关破获密谋爆炸他出访专列的经过。
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李克农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投入了紧张的破案工作。
根据事后侦知，毛人凤手中有两张所谓王牌：一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即前文所称万能潜伏台；再是经过美国专门训练并直属保密局领导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而万能潜伏台的台长计兆祥又是这一案件的关键人物。
计兆祥，是国民党自北平撤退前夕，由保密局毛人凤亲自布置的潜伏特务。毛氏根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当即把仅仅为中尉的计兆祥提为上校，任命为北平潜伏台的台长。由于计兆祥受过专门训练，是一个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的职业特务，所以毛人凤称他所领导的电台为万能潜伏台。计兆祥为了获取重要情报，住在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他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由于这个地方昔日是王公要员的居住地，今天又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因此成了防范禁地中的真空地带，客观上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提供了方便。在李克农亲自领导下，我有关部门经过一段周密的调查之后，计兆祥的身份终于败露了！为此，李克农亲自主持召开破案会议，讲道：“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
李克农下了逮捕计兆祥的命令，我安全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动，一部分同志持枪包围了计兆祥住的大杂院，一部分化装成街道查户口的，叫开了计兆祥的屋门，只见室内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打开电灯，两间厢房近似家徒四壁，也看不出什么地方能藏着一部电台。这时，计兆祥不慌不忙地说：“同志，我家里有什么犯忌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
也就是在这时，我一位入室负责搜查的同志抬头一看：屋顶上是花纸糊的天棚，就其新旧来看，糊了没有太长的时间。他纵身一跃，跳到那张八仙桌上，伸手一捅，双手接住了一只皮箱，打开一看，是一部相当现代化的收发报机。
这时，计兆祥吓得一哆嗦，当即就瘫在了地上。
接着，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的办公室里。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就是号称万能台的台长计兆祥吗？”
“是！长官，我交代。”计兆祥答说。
“立即给我接通台北。”李克农边说边指着桌上缴获的那部电台。
“给谁发报？”计兆祥胆怯地问。
“给你的顶头上司毛人凤！”
“您……认识毛局长？”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你们建立的。那时，毛人凤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
计兆祥从李克农的话音中猜出：审讯他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和戴笠、徐恩曾等有过交往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听从命令，在李克农的办公室给毛人凤发了这则电文，略谓：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收到这样一份电报，那也算是中国情报战线的一段趣闻。不久，他为了炸毁毛泽东回国时乘坐的专列，又用飞机于夜间空投了两名所谓东北技术纵队的特务。他们的下场也不佳，刚一落地，连同他们携带的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特制炸药等一起成了我公安人员的战利品。
就这样，李克农等完成了毛泽东批示的任务：“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自然，毛泽东乘着他的专列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遗憾的是，只有狡猾的小狸猫段云鹏等少数人漏网。但是，段贼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五年之后，他在我公安部门的跟踪下，终于在由香港潜入广东时落网，被我**机关处以极刑。
然而，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上述一切。他为了确保归国途中的安全，曾给刘少奇、高岗发了一通专电，明确指示：“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因此，他看了李克农的上述报告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是在毛泽东回国不久，他收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有关报告：据公安战线上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从全国溃退前夕，曾有计划地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二百余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另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其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之多。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之后，又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这些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其活动十分猖獗。
毛泽东在战略上向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他看了这份敌情报告之后，曾在一次治安会议上不无藐视地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看起来，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我们推倒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蛮困难哟！”
“是啊，我们还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好。”朱德赞同地说，“据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的会道门、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
“老总，你看，”毛泽东取来一份材料，“这是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是恩来刚刚转给我的。老总家乡的袍哥、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多少年来都是土匪的天下。”
就在朱德接读邓小平发来的电报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更为可气的是，蒋介石贼心不死，经常派遣小股部队，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袭扰东南沿海数省，搞得渔民出不了海，百姓也不安心春耕生产。”
恰在这时，哮喘病犯得十分厉害的李克农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上气不接下气的李克农，爱责地说：“病得这样厉害，就应该住院治疗嘛！我和恩来不是对你作了专门指示嘛，你怎么还带病坚持工作呢！”
“主席，我能休息吗？”李克农边说边取出两份电文，“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密谋刺杀陈毅同志、叶剑英同志的情报。”
毛泽东接过这两份电报迅速阅毕，又分转给周恩来、朱德，待周、朱二人看罢电报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恩来，老总，我们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镇压反革命，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为此，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使读者较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现摘录有关的段落：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极刑……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电告陈毅、叶剑英二同志，请他们务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要求罗瑞卿、李克农亲自坐镇领导，一定要逮捕由台湾潜入上海和广州的刺客。有关刺杀叶剑英的案件，已经为电影《羊城暗哨》提供了素材。关于刺杀陈毅的案件容笔者作扼要简介：
蒋介石不甘心上海“二·六”轰炸与所谓“红盘”开市的失败，指示毛人凤派遣职业杀手朱山猿潜回上海，在“五一”前后完成暗杀陈毅、曾山以及一批知名人士的目的。据潘汉年领导的有关部门，通过我们掌握的敌人电台的报告：上海的大新、永安、先施、新新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为此，陈毅命令潘汉年等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上了暗杀名单的知名人士。至于他自己的安全，却笑答：“朱山猿，仅仅是一个洪帮小头目，有什么了不起？他这次潜回上海，毛人凤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十万银元。”潘汉年答说。
“让他落空！”陈毅藐视地一笑，“谁胜谁负，那咱们就和他斗斗看吧。”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组织实施逮捕朱山猿的行动计划。不久，我们侦知：与朱山猿接头的人姓赵，是潜伏在上海周围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且早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陈毅成竹在胸，问道，“汉年同志，你们打算怎么办？”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两江纵队’之中，通过摸清内部情况，一网打尽。”
“有打入赵部合适人选吗？”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部队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猿策反过去。”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样？”
“不错。在协助我们办案中立过功。”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主张派他打入赵部。”
接着，潘汉年把这位反正的同志打入赵部，很快摸清了朱山猿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去暗杀陈毅等知名人士外，还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不久，这位潜入赵部的同志又获悉：朱山猿决定在“五一”前夕行刺陈毅同志。为此，我公安人员化装成各种小商小贩，人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朱山猿布置刺杀任务的会场，一网打尽了参与此次刺杀案件的所有敌特人员。朱山猿也在上海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里被捕入狱。不久，我**机关召开公审大会，对朱山猿执行枪决，真是大快人心。
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敌人是毫不手软的！可是他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也就是在他出访苏联回到北京不久，秘书告诉他：早已到京的仇鳌先生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他听后很是感叹地说：“没想到解放了还这样的忙，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出来！”
一天，他通知秘书：“找一天晚上，帮我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我要请仇鳌先生。同时，还要借此请几位老乡长来中南海聚谈一次。”
毛泽东曾于八月底电邀仇鳌与程潜等一道北上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这时，仇鳌已经隐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由此可知，他是学着古代圣贤的样子，功成身退，淡泊自守。程潜回乡之时，毛泽东又致信仇鳌：“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先生来京欢叙。”仇鳌读罢毛泽东的来信，真可谓是情意拳拳啊！他当即决定从故乡林泉中走出，稍作准备，登车北来。不巧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出访苏联忙得抽不出身来，只好请秘书田家英代表自己去车站，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欢迎仇鳌先生的到来。
仇鳌进京之后，真可谓是旧地重游。当他在李维汉等的陪同下看罢他熟悉的景点之后，为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所感动。为此，他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行门旧帝京。
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荣惑，紫盖人归识太平。
阅尽兴亡乔木在，中塞古柏亦峥嵘。
今天，前来中南海赴毛泽东宴会的是三位湘籍老人，他们是符定一、章士钊和仇鳌。按年龄算来，符定一是长者，因此，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而章士钊与仇鳌只好交由秘书代劳了。为此，他真诚地说道：“行严老，亦山老，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为年长的符老了！”
仇鳌一见毛泽东那亲切的样子，再一听毛泽东这尊老的话语，真是感动极了！他忍不住地说道：“多年不见，当了主席的润之还是老样子啊！”
“亦山老，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毛泽东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毛泽东搀扶着符定一走进餐厅，指着主宾的座位，说道：“符老，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我的很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今天，请您坐上座。”
“这怎么可以呢！”符定一诚惶诚恐地摆着手，“你是一国主席，自应由你坐上座啊！”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边说边把符定一扶到上座坐下。接着，他又客气地说，“行严老，亦山老，你们二位当陪客，我坐末席，给你们三位斟酒。”
符定一看着毛泽东为他们三位斟酒，一种说不出的情潮在心底滚动。他沉吟片时，说道：“今天，我们三个老湖南来赴会，吃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听听润之谈谈国家大事。”
“我赞成符老的意见，”仇鳌急忙附议，“润之啊，你主讲，我们三个老人听。”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士钊也说道。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见见我的三位老乡长，再就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毛泽东说。
毛泽东与三位老人争执了一会儿，章士钊打圆场地说道：“我提议：并行不悖，先由润之讲。”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符定一和仇鳌的赞同。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很是感慨地说：“我离开湖南二十多年了，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指着自己的头，“把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的脚，“就是要解决我们脚下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但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却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另外，由于毛泽东讲话十分幽默，因此把三位老人全都逗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讲道：“什么是我们脚下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山先生自称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他解决了吗？”
“没有。”章士钊说道。
“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弟子蒋介石呢？”毛泽东问道。
“他是孙先生的叛徒，怎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仇鳌说。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在践行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吗？”符定一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据我在西柏坡看到的，把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我看还是比较容易的。”符定一边说边看着认真听他讲话的毛泽东，“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居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是很难啊！”毛泽东有些沉重地说道，“这就需要大家，当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可以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建设好”。
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到听取三位老人意见上来了。他们三位老人各自谈了大半个世纪来的沧桑之变和见闻，都一致认为言者易、行则难。最后，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十分沉重地说道：“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喝难了，就说中央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符老出任馆长，行严老当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从命？”
“我看润之的提议是知人善任。符老，行严，你们二位就接任吧！”仇鳌赞成地说。
符定一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但是，他因年事已高，从来没有想过做共产党的官。他想了想，说道：“好在文史馆长不是什么官，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行严，可以接任吧？”
章士钊自青年时代就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可以说对于官场是深有了解了。他赞成符定一的观点，淡然地答说同意。但是，出乎他们三人所料的是，毛泽东却说；“仅文、老、贫还不行，必须要有才、德、望才胜任。”
三位老人深知毛泽东这句看来简单的话的分量，因为就从所谓“文、老、贫”，“才、德、望”这六个字中廓清了人民的领袖和昔日帝王的区别，遂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宴请三位老人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安排功成身退的仇鳌的工作。为此，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亦山老，您想留居北京，还是想回湖南呢？”
“我是有病之人，想回湖南安度晚年。”仇鳌答道。
“如果亦山老回湖南，我想请您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毛泽东问道。
“不！不行……”
“先不要说不行嘛，”毛泽东望着摇头的仇鳌，“您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就走嘛！”
仇鳌明白了，毛泽东是为了给他一份领薪水的闲差，故欣然接受了。至此，毛泽东的任务完成了，他指着桌上的酒菜，说道：“看，光顾了说了，都忘了吃了。来！一起下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