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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接着，毛泽东与苏方商定有关周恩来访苏的时间、随行成员等具体问题之后，他还就谈判内容等事项于一月五日电告中央，略谓：
（一）周带十七人左右来此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一月九日晚车由北京开车一点，亦已告知此间当局。（二）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一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到达即一月十九日到达，请即决定告我。包、邓等来此所需交通工具，须由此间派飞机，还是由现在新疆之空运团指派一机担任，亦请决定电告。（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既然是谈判，就需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恩来动身后，请中央继续研究，随时以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内来不及准备好的，亦可于恩来走后继续准备，随时电告。
简言之，毛泽东虽然远在莫斯科，但是有关周恩来出访苏联的大小问题，都是在他的电示下完成的。
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米高扬等的洽谈中，曾就毛泽东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维埃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等。为此，毛泽东利用周恩来到达前这段较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市进行参观和访问。
首先，毛泽东于一月十一日拜谒了列宁墓。
一月的莫斯科是冰雪的世界。毛泽东一行在苏方代表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的中心红场。他驻步红场中央，远眺巍峨壮观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凝重端正的报喜教堂、彼得大帝以前莫斯科历代帝王墓地的天使大教堂等建筑，似看到了斯拉夫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以及俄罗斯帝国那辉煌的过去。这时，他作为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中国的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自然，他作为一代大思想家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彼得大帝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建了比沙皇更为强盛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的皇帝也早已退位了，可中国却付出了比苏联多三十年的时间才创建了新中国啊！这难道就是因为中国的故宫比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建得更早、修得更为巍峨壮观的原因吗？……
列宁墓原是木质结构的。一九三○年始改为花岗石和大理石建筑。据介绍：“陵墓结构与色调肃穆、凝重，外面镶嵌贵重大理石、黑色和银灰色的拉长石、深红色的花岗石、云斑石，红色代表革命旗帜的颜色，黑色表达人民的永远悼念之情。”列宁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顶是平台，是供斯大林等领导人在重大节日检阅用的地方。毛泽东在布尔加宁、米高扬的陪同下，踩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缓慢地进入陵墓中心纪念大厅，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献的花圈敬放在列宁陵前，然后默哀、三鞠躬，向列宁表示最为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一生中十分敬仰列宁。可以这样说，在他凭吊列宁墓前，从没有对列宁主义有过半点的怀疑。但是，他清楚列宁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俄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是带着敬慕之心来拜谒列宁墓的。但是，他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仅创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且还缔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一旦站在列宁墓前将会发出何等的感念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说，所有的写书人也都不曾触及这样的事情，但是笔者认为：毛泽东一定会有很多联想和感慨的！
事后，毛泽东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道：毛主席对我们说，大家都应学习列宁的革命立场和精神。接着他又谈到列宁的遗体问题。当时，他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这说明苏联的科学技术很先进，保存遗体主要为了让人们看后受教育。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是正确的。从政治上看，毛泽东的看法是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相一致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深知作为开国领袖的责任重大。因此，他在莫斯科参观有关景点之外，仍在集中主要精力处理国内的内政和外交大事。
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创造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因此，他一方面要“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继续指导国内与越南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要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争过来。前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处理，后者就必须借助于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来解决。为此，他与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进行了会晤。有关此次会晤的内容，毛泽东于一月七日早上六时给周恩来与党中央发去专电《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现摘录如下：
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延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延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
毛泽东或许感到这件事情对确立中国外交格局有着很大的影响，就在发去上述专电的当天深夜十二点，他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名义拟就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的电文。该电全文于一月八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接着，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于一月十三日来到姐妹河别墅，与毛泽东继续商谈，他“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电报”。毛泽东同意维辛斯基的建议，有关“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
这时，周恩来已经动身来莫斯科。中央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商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出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毛泽东收到电报之后，又与我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商谈：“中央议派章汉夫同志为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规格是不是低了一些？”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上是副部长级，而章汉夫同志也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就规格而言并不低。”王稼祥如实答说。
“汉夫同志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不是还不够大啊？”
王稼祥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为了在联合国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需要派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领导人出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由于王稼祥是一位组织原则极强的同志，他认为自己不可以与毛泽东一道商议这类大事，于是策略地说道：“我个人的意见，等总理在中途某一个大站休息的时候，请他给主席挂长途电话，你们在电话中商定。”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驱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车站。王稼祥奉命赶到迎接，并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在该站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商决了我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一事。对此，毛泽东在发给刘少奇的《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电报中说：“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觉得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做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张闻天）担任为适宜……周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唯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虽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但作为主席毛泽东认为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并通过媒体向中外宣布。为此，他在该电报中又明确指示：“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天（十九日）邀集政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同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的电报，如中央同意请于明天（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由于周恩来即将到莫斯科，毛泽东认为应用副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表如下这篇文稿：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依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依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李克农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
由于美、英西方诸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干涉我国内政，以简单多数为由，否决了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权利，继续让台湾霸占着安理会的席位。自然，奉调入京的张闻天等同志也未能登上联合国的讲坛。但是，我们由此可知，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为打开国门，让世界各国了解新中国，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啊！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指挥国内四大野战军的作战。他一方面关注第三野战军进攻舟山群岛准备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又在为第四野战军修订海南岛作战方案。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为第一、第二野战军解放西藏巧作部署。
由于金门岛战役全军覆没，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分外重视，他要求四野林彪等一定审慎用兵。当他收到邓华司令等的电报，认为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以后，他当即电复：“不要勉强，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另外，他在研究了四野有关海南岛作战方案之后，认为有忽视政治手段的倾向，又作出如下指令：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琼崖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意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彭德怀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认为“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毛泽东的心中，“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另外，“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这与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是相违背的，自然毛泽东也不赞成推后解放西藏。他认为“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既然第一野战军由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有很大困难，毛泽东当即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换言之，向西藏进军的任务交由第二野战军完成。为此，他于一月二日发出《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指令电：
（甲）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收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会商进军西藏的问题，并确定由张国华率十八军等部队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局于一月七日有关进军和经营西藏的方案之后，于一月十日下达了《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有关部署。略谓：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查工作，请聂（荣臻）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速度的加快，新解放的地区远远超过了老的解放区。因此，毛泽东在留居莫斯科期间，他不仅要关注新区的政权建设，而且还要稳妥地进行土改。由于江南和边陲省份民族成分、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同，因此，有关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也不尽相同。例如华东地区，他认为：“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对何时开始进行土改，他认为在今年冬季进行为宜。为此，他又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完成。”具体说来，“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为此，他在莫斯科向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南局等相继发出了指令性的电报。
说到新区的土改，主要是关于富农政策的修订。由于江南、华南地区的富农，多与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搞不好，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为此，毛泽东在国内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他来到莫斯科之后，还就富农问题与斯大林交换了意见。对此，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作了如下记述：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富农看成是严重的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并没完全接受斯大林关于富农的意见，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尤其是江南富农的实际，提出了在土改中必须进行修改富农政策的意见：
“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何等的实事求是。而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毛泽东克敌制胜、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指导思想的精髓！
另外，毛泽东为了推动新区土改的顺利进行，他在莫斯科期间曾赞同江青去新区看一看。为了惜墨存史，现恭录毛泽东于一月四日凌晨四时发给刘少奇并转江青的电报。略谓：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今天的读者看了上述这则电报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感想，开国领袖毛泽东自律精神是何等的严格啊！
毛泽东在等候周恩来的期间，还挤时间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笔者推想，当他驻步冬宫，参观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过时，他不仅会想到巴黎公社的起义，而且他还会想起自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难。然而，他毕竟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啊！当他返回莫斯科不久，二十日周恩来率团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要他出访苏联，配合毛泽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电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了！但是，当他再收到毛泽东专电，叮嘱他为确保安全，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指示中央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得泄露他出访的消息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潮！与此同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蒋介石派遣万能台、炸毁毛泽东专列的案件。为此，他请来了李克农：“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李克农报告说，我有关部门通过空中电波，截获了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方面派来一位高级特务，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小姐和他联系。周恩来听后问道：“查到这位小姐了吗？”
“查到了。”接着，李克农又报告，“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计小姐，她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而且最近她还常去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她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分析，这位计小姐很可能就是那位中间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她控制起来了。”
“查到潜伏台的方位了吗？”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是，这里都是大杂院，不知这部与台湾联系的潜伏台藏在谁家？我想，只要这位计小姐去送活动经费，潜伏的万能台就暴露了。”李克农看着沉思不语的周恩来，又说道，“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位计小姐和潜伏台是通过其他人联系呢！”
“很有这种可能！”周恩来断然说道。
“为此，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装侦查，缩小潜伏台的方位，最后再出奇兵，一网打尽！”
“我看这种方法比较可靠！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主席回国之前，必须破案！”
周恩来就要赴苏联访问了，他作为一国总理不能不想如何让人民过一个欢乐的春节。为此，他又与中财委主任陈云交谈：“陈云同志，春节就要到了，远在莫斯科的主席，很是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啊！”
“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大米、棉花和煤，敌人妄图用这两白一黑在春节和我们较量，他们的失败是肯定了的！”陈云说罢又提醒道，“主席已经有一个多月不在国内了。很快，中外也就知道总理到了莫斯科，这在敌人尤其是台湾的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是啊！春节就要到了，从历史上看，节日又是重大事件的多发日。”周恩来说罢显得有些沉重，“对此，我走前会向中央报告的。要各个部门提高警惕，注意防空袭，防火灾，防一切敌人捣乱破坏！”
周恩来准备完毕之后，于一月十日凌晨，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与斯大林及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子等。他们历经十天的时间，于一月二十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有关官员的欢迎。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郑重指出：“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和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在王稼祥大使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姐妹河别墅，与久别的毛泽东相见之后，又向毛泽东报告有关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但当他们讲到和苏联政府进行会谈的时候，毛泽东仍存有疑虑地说道：“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他并没有讲新条约内容的实质。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
“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极少可能。”
“据我所知，”王稼祥从旁说道，“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同志的。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洛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
“稼祥说得是对的，”接着，毛泽东说道，“从我与斯大林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是灵魂，绝对不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恩来去办了”。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下，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是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又进行了会商。最后，毛泽东举重若轻地说道：“从现在起，我们都安心地睡它一个好觉。明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