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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自十月一日起，由原来意义上的人民领袖变成了新中国的主席。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是咱人民真正的当家人。
毛泽东是来自人民中的领袖，他自然会经常想到“当家方知柴米贵”这句谚语。如前文所述，当他从欢庆开国大典的高潮中平静下来以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换言之，他这个新中国的当家人，必须解决这个任务很重的“脚下的问题”。为此，他通宵没有合眼。
毛泽东作为一代鉴古知今的大政治家，非常熟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这句古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自己再三声言不当李自成的所在。为此，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许是毛泽东深知“坐天下”有多么难了，就在十月一日的深夜里，他再次读起了太史公的《史记》，想从古往今来的帝王的成败得失中能感悟出些什么！
万事开头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将从何处迈出呢？毛泽东认为是建立政权，组建新中国的政府机关。虽说毛泽东在亲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但是，有关政务院主要成员的组成以及施政大计，依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五大书记共同商定的。因此，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多天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选贤任能、把政务院组成一个为各方接受的班子方面。
十月初的一天，他正在对着政务院委员会的名单出神，秘书小声报告说：“主席，周总理到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下意识地自语了一句“周总理……”他抬头一看，只见周恩来拿着一沓文件走进屋来，忙笑着说：“对，对！是周总理到了，请坐，周总理。”
周恩来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再一看毛泽东的表情，边落座边笑着说：“主席，你叫我总理，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还是叫我恩来吧！”
“那可不行！”毛泽东断然地答道，“我们搞了二十八年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不顺耳，也得听。一句话，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对此，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谦虚地表态：“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尽量当好这个总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换了一种口气，“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当家人一睁眼，就要考虑油盐酱醋茶五件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当家人，一睁眼就得考虑内政、外交这两件大事。现在呢，我们必须先帮着我们的周总理选主持内政、外交的阁员”。
恰在这时，刘少奇也走进屋来。毛泽东待刘落座之后说道：“今天，请你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级机构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入主北平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它先由一块一块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成功。这和以往其他国家革命的情况不同。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政务院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不仅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入阁参政的人选，而且还对未来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作了研究，并请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绍：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见，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上述政务院机构设置的时候，一定会谈议到有关各大部门的负责人选。当时，他们可以议而不宣；时下，他们必须议定请人入阁。
因此，周恩来作为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说道：“政务院组阁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议题，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
对此，刘少奇是完全赞成的。他认为所谓确定组阁原则，就是要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新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大原则下，就一定能组出一个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内阁。
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当家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蒋介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在组阁方面有哪些失误。为此，他非常郑重地说：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放权。换句话说，要给其他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当牌位给人看的。
在确定了组织政务院的原则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又不能不想到如此庞大的内阁办事人员从哪里来，最后，他们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但是，一经作出决定，并由周恩来实施的时候，就又发现了具体问题：那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机构不能拿来使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评析：
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构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现在要管理全国，负责制定并推行全国性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务院有些重要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属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确定了组阁原则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组阁方面来。如果不把政务院的机构建立起来，各项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决的内政、外交大事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必须亲自挑选各级领导成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来清楚毛泽东提出的组阁原则，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真正放权的目的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是，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贤达，尤其是那些从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高级将领、所谓的党国元老受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不愿加入内阁，还需要周恩来亲自出面甚至请有关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岁的蒋光鼐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重要职务，他没有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自然，周恩来在完成组阁任务的全过程中，要时常与毛泽东商议。历经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草拟出了一份内阁名单，并送请毛泽东审阅：“主席，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届政务院阁员名单，他沉吟片时，深沉地说道：“从这个名单看，我认为总理提出的第一届内阁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应有这样的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内阁中供职。”
对此，周恩来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讲了在组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后，又诚恳地说道：“那我们就做工作嘛！还是主席常说的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不行，就请主席出面嘛。”
“用不着，用不着。”毛泽东说罢虽是坚决地摆了摆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和傅作义将军谈了吗？”
“谈了，而且我是登门请他出任水利部长的。”
“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大的没有。可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请我当水利部长，可我就怕当不好啊！”
“我看这是推诿之词。”毛泽东凝思片刻，“你可以对他说：一，做到有职有权；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荐贤人”。
“我就是按照主席说的精神办的。第一，我告诉他，调李葆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瑶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好！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罢满意地点了点头，“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等人的态度呢？”
“他们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又说，“不过，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同志，对任命李书城等人当部长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泽东当即说道，“李书城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我清楚记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部长是应该的”。
周恩来与毛泽东逐一商议了内阁名单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主席，我应该去请黄炎培先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作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数度拒绝当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黄炎培出生在十月一日。因此，他于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聆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是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人群攒动、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也有着其他与会者所没有的激动！请看，他写下的这段文字：
哦，广场，你是一个浩大的剧场吗？曾上演了那么多动人心的悲剧、喜剧、壮剧、闹剧、滑稽剧、话剧、正剧……
哦，广场，你是一个博大的心胸吗？容得下数不清的酸楚、痛苦、血淋淋的凌辱和蹂躏……
哦，广场，你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吗？能驮起五千年上下的风雨雷电和数万万儿女的无穷尽的烦恼、悲愤、忧苦和激越、高亢、奋进……
哦，不，你是一部教科书，一部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我正是要来这里读懂这部深邃得有些艰涩的历史教科书！……
这方方正正的四平八稳的广场，正象征着我们民族心灵中的心理平衡啊！“华人与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广场笑了，几千年的忧愁一扫而光。人民是不会忘记昨天的，人们同样不会忽视明天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今天的答卷将是更加严峻的！……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或许是令黄炎培太激动了！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这个年头发现了‘人’，认识了‘人’。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简言之，“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但是，当他掷笔想平息一下自己分外激越的心情时，他那诗人般的豪情又化作了诗篇，他以天安门为题，挥毫写下了八首六言诗。
十月一日过去了，但是黄炎培依然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兴奋中！就是到了十月十一日的上午，他的兴致还是格外的好。他走到写字台前，亲自提笔、展纸，又把那八首六言诗抄入另纸，并朗朗有声：“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他一听这铿锵有力的朗朗诗声，禁不住地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赞曰：“好诗！好诗……”
黄炎培闻声一看，忙请周恩来落座。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说道：“周公，这算什么好诗啊！只是十月一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久久不能忘怀，遂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八阙颂歌，只能叫打油诗。”
周恩来起身走到桌前，双手捧读黄炎培抄好的诗句。有顷，他真诚地说道：“写得大气磅礴，雷霆万钧！不过，我更喜欢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黄炎培既然不知道周恩来造访的本意，自然也就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会喜欢这两句诗了，他只是以主人的身份再次请周恩来落座，并客气地说道：“快请坐下批评！来人，上好茶，我要与周公品茗交谈。”黄炎培虽然不是职业革命家，但他终其一生始终与政治结缘，故与周恩来随意地谈了一会儿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周公，你如今是一国总理，时下又是开国伊始，自然是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黄任老，”周恩来猝然变得严肃起来，“今天来府上，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黄炎培一是有出世的思想，再是年逾七十，可以说从没有想过自己出山从政。因此，他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后禁不住地一怔，疑惑不解地说道：“为总理分忧，责无旁贷。但不知让我帮着总理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
“请黄任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听后愕然，望着周恩来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实不相瞒，这不仅是主席点了你的将，而且也是和其他民主党派协商定的，务请黄任老出山，就像是你诗中写的那样：自家的政府嘛，应该自家来管。”
黄炎培渐渐地从愕然中恢复了平静，十分平淡地说道：“首先，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其次，我已经是年逾七十的人了，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不想当官？”
“这我也清楚，”周恩来按着预先想好的话由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出任教育总长，你都坚决拒绝了；就说蒋介石的政府吧，也曾请你出山，你也安贫乐道，一笑了之。”
黄炎培听后又引发出无限的感叹，遂又顺着周恩来的话题发起了议论。最后，他感慨万端地说：“总理，我说句老实话吧，一九四六年，我才六十八岁，已觉得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七十二岁了，还能做官吗？”
“能啊！”周恩来引经据典地接着说，“古代贤人廉颇不去讲他，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京。我想任老是不会不记得的吧？”
黄炎培听后没有说什么，只是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话又说回来，诚如你的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是自家的政府。因此，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就不同于在旧社会衙门里当差。”周恩来看了看黄炎培的表情，又接着说，“另外，我想对黄任老说句实在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似乎有几分被打动了，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黄任老同意出山入阁了？”
“请容我考虑考虑。”黄炎培说罢突然把话题一转，问道，“我可否向你提个问题呢？”
“看黄任老说的，你尽管提。”
“我听说，一位政务委员曾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职务？可有此事？”
“有！实事求是地说，近些天来，不少党内外的人士都向我提过这类问题。”
“对此，我也有点想不通，你是一国总理，夫人为什么就不能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黄任老，你想想看，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你说的这些理由连我也说不服。”黄炎培微微地摇了摇头，进而又申辩道，“据我所知，邓颖超女士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讲，还是从能力上看，她出任一部之长是当之无愧的”。
“黄任老，这个问题就不要说了！”周恩来断然地说道，“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你啊，一方面，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自己的属下供职。”黄炎培感慨系之地说罢又自语，“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
经过周恩来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还是表示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他征询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请下，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当晚，周恩来再到黄炎培的家里，黄炎培就答应了。
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由请黄炎培入阁参政这件事，我们就不难想象在组成第一届内阁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位“周到的”总理付出了多少心血！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谈组阁名单，而且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找人谈话，请人入阁。对此，史家是很少谈及的。另外，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还选贤任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等名单。可以想见，为此他又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另外，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国家的领导，不仅请邓颖超等亲属入阁供职的事时有发生，而且毛泽东这些人民领袖家乡的亲属公然要官、要钱的事也层出不穷。为此，毛泽东很是生气！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他对待此事的办法是：要官，一个也不给；家中有困难的，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就在建国不久的一天，他听说长子毛岸英也收到了湖南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问道，“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是表舅向三立的。”
“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
“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另一位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他当即近似自语地说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
“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答说对？”
毛岸英是一位很有原则的青年，从不向毛泽东所表示出的父道尊严，尤其是在他看来是错的时候低头。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循声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岸英听后没有说什么，从口袋中取出两封信，双手呈送到毛泽东的手里，凛然说道：“您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毛泽东拆阅了向三立写给毛岸英的信，看罢犹如火上浇油，把信掷在了桌子上。接着，他又取出毛岸英写的回信仔细审阅。毛岸英这封回信写得实在是好，现摘录如下：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长久的凝思之中。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邃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人间凡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沉沉地思索着、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想。”
“好！”毛泽东说罢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
毛泽东突然大声笑了起来，顺着周恩来的话语说道：“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毛岸英离去之后，周恩来高兴地向毛泽东报告：黄炎培答应出山入阁了。
毛泽东听后也很有感慨地说：“我看啊，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多半是你两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
周恩来在追述了他请黄炎培出山的经过之后，又取出一封信，边交给毛泽东边说道：“主席，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你看，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呢！”
毛泽东当即拆阅黄炎培写的这封公开信：“三十五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毛泽东看罢的确被黄炎培的精神感动了，他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道：“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接着，毛泽东又与周恩来议起了内阁成员问题。对于政务院设置四位副总理，有两位共产党人，董必武和陈云；有两位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他接着又问道：“各部部长和政务院委员的名单都确定了吗？”
周恩来答：“确定了。”接着，又取出如下这个名单交给毛泽东。政务委员有：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竣；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毛泽东阅罢上述名单暗自算了一下：二十一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十一人；政务院下属三十四个机构的一百零九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个，其中十五个正职。最后，他笑着说道：“你这个总理真不愧是‘周到’的总理啊！我相信，这个名单不仅会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也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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