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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毛泽东而言就不是一个“忙”字或“日理万机”这个词所能概括了的！
毛泽东在部署完向中南进军以及和平解放湖南等大事之后，遂收到了彭德怀发自西北战场上的报告：
（一）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约五万余人。（二）为解放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入新疆，请向某方（苏联）订购汽车一千至两千辆，供西北军用。（三）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退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十个军，二十六日开始攻击。
毛泽东读罢这封电报之后，这不仅涉及即将发起的平凉战役，而且还对向西北进军提出了战略性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审慎地研究了有关的情报，并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意见，遂向彭德怀下达了《对举行平凉战役以及西进作战的意见》：
打胡（宗南）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马步芳、马鸿逵）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段时期，然后再进，唯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除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辰兄（即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订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苏联）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情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作为统揽全局的军事战略家，他的上述预测完全得到了体现。换言之，彭德怀等指挥员是在他设计的进军蓝图中得到实现的。
毛泽东在下达向西北进军的电示之后，取得伟大胜利的七月就很快过去了！随着八月的到来，毛泽东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八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日。为此，他亲自组织撰写和修改有关的社论和文稿。当他审阅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周年的社论的时候，亲自动笔增写了四段话，并将标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关于南昌起义，他加写了这段话：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
这等于他重申了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观点。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他强调指出：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于如何克服目前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困难，他又坚定地指出：
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三）在上述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区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下，还须加上一项疏散人口的工作。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纪念八一建军的时日里，他依然在关注着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一文的时候，他加写了如下这段话：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总结。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建军的要求。在建国以后的五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偏离毛泽东制定的这一建军方向。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南、西北两大战场的胜利，我第二野战军将会很快结束监视中外敌人干涉华东的任务，旋即奉命挥兵西指，长驱直入蒋介石预设在西南的战略重地四川省。为适应即将到来的革命形势，原中央各分局必须进行调整和重组。为此，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八一建军节这天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电：
（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移至长沙。（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
从毛泽东这份电文，如果再加上过去对东北、华北以及未来对西北等中央分局的划分，可以看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行政区的格局。另外，从上述各中央分局以及各省主要负责同志的任命来看，毛泽东是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总之，毛泽东作为政治战略家，他在政治方面的预见总是超出他人的。
事有凑巧，依然是在八月一日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他的老乡长——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和平通电。程在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异于民，又陈言疾呼：“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继续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时恢复。如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毛泽东阅罢这则和平通电之后，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先声。同时，他十分了解家乡的政治局势，深知三湘大地的军事格局，仅仅程潜登城一呼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他要求华中局加紧工作，力争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湖南问题。自然，他暂时也把工作重心移到了指导湖南和平起义方面来了……
湖南和平解放的关键砝码是操在握有兵权的陈明仁的手里。
陈明仁自打武汉移兵长沙以来，在程潜、唐生智、仇鳌等前辈的影响下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他接替程潜主政湖南以后，他天天都在想何以面对生养他的三湘大地以及三千万人民。虽说他在我湖南工委的推动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家乡的问题，但是作为军人的天命和传统中的“义”字一直在影响着他，使他迟迟不能下最后的决心。正当程潜以个人的名义发出和平通电的时候，恰恰他又收到了邓文仪、黄杰转给他的蒋介石亲笔信。他当即拆阅拜读：“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冰雪（黄杰）面告。”可以想见，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左右下，决定放邓文仪、黄杰离开长沙的。接着，他又带着这样的情绪召集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推测：“今日陈司令开会，要么是宣布起义，要么明令死守长沙。”但是，陈明仁只简单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诸位，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不愿打内战，完全是全省三千万军民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主席，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不违背人民的心愿，我一定要使长沙市听不到枪声。”
随着毛泽东亲自派去的李明灏进入长沙，遂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与陈明仁等会晤。在李明灏、程潜等的影响下，陈明仁的态度才日趋明朗，并就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关于起义通电问题，李明灏指出：应以反蒋、反李、反美帝为内容，并由之自行发表，我方先行索阅。陈（明仁）、程（潜）对此没有异议。
关于起义部队驻防及解放军入城时间等问题，陈明仁同意将驻长沙之部队于八月一日开始向湘潭、宁乡撤退，只留下维持治安力量为度，但“希望保留其兵团司令职务，俾其努力杀敌立功”。鉴于白崇禧有调部队向邵阳方向进行战斗的企图，程潜、陈明仁提出，“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一兵团部队除留二三二师维持长沙秩序之外，其余部队于三日晚撤退完毕，希望解放军于四日进城。李明灏将这些情况电告了四野。八月一日，四野领导电复李明灏：“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四日晚入长沙。”
但是，关于陈明仁提出“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一事，四野领导无权答复，立即报告了中央军委。毛泽东收到这一报告之后，遂于八月二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陈明仁听后甚为感动，遂又消除了一些有关起义问题的疑虑。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致电毛泽东主席，提议拟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他的理由是：“按照常例，必须先作和平谈判，订立和平条文，双方一致，然后行动。唯湘事之进行，远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早与贵方不断接触，意见一致，后受桂军压迫，致未能表现；迄白离长，则为时已迫，为争取军事时刻，遂先采取行动，此为一也；因未经谈判即脱离广州政府已无根据谈判，而在形式上又必须谈判，否则会招致投降之论，影响干部心情，于西南各省亦产生误会，须有一临时机构为谈判对象，此等特殊情况实难避免，此为之二；所提临时机构均属空洞名义，绝不妨碍贵方行动，此为之三。”
毛泽东收到程潜电报之后，认为他这位老乡长道出了湖南长沙起义的特殊性——不经正式代表团和平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而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提出设立临时机构的设想，完全是从积极促成起义早日实现出发的。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立即电复程潜：
对先生所提设立先生领导、署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李明灏就长沙起义的重大问题与程潜、陈明仁达成初步协议之后，遂又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有关的指示继续磋商，双方最后达成程潜、陈明仁等于八月四日通电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八月五日接管长沙。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等在长沙率部起义，通电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宣布：“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中央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借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与此同时，由程潜、陈明仁领衔，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签署的《告湖南将士书》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从此，古老的长沙城头飘扬起了红旗，各界人民举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走上街头游行，庆祝长沙的新生！
毛泽东是从湖南走出来的人民领袖，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在思念、关怀养育他的三湘四水，以及永远支持他献身革命的人民！或许是他早年在湖南播下的革命的种子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抑或是他几十年来践行的正义事业赢得了民心，他所钟爱的家乡湖南终于宣布起义了！对此，毛泽东那兴奋、喜悦的心情是他人难以想象的！
朱总司令自打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以后，二十多年以来，朱毛就成了一个革命者的代名词。而朱毛红军、朱毛部队，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或许是相交久而相知深的缘故吧，朱总司令不仅能理解毛泽东这种造福桑梓的喜悦，而且由此也更加思念业已离开二十多年的故乡四川。为此，他赶到双清别墅，一见毛泽东的面就非常兴奋地说道：“主席！你的故乡长沙和平解放了。”
“总司令啊，三湘四水的人民会记住你的功劳的！”
毛泽东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朱德曾在湖南发起过湘南暴动，继之又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朱毛红军，他是湖南撒播革命的种子的带头人，再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尤其是在三大战役之后，朱德一直关怀湖南的和平起义。另外，毛泽东也深知曾是川中名将的老战友——朱德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自己家乡的解放。所以他又充满着自信地说道：“依我看啊，你的家乡四川也离解放不远了！”
朱德清楚毛泽东在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所倾注的心血，自然更清楚和平解放对造福故乡的益处。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为了加速全国的解放，同时也为了我的家乡父老免受战火之苦，我也应当向主席学习，动员过去在四川从军时的那些‘老朋友’、‘老搭档’放下屠刀，站到人民一边来！”
“你一直都在积极的工作嘛！”毛泽东扼要地讲了朱德在革命进程中，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威望，动员川中名将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好事之后又说，“这也是我们任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嘛。另外，恩来长居山城，那里的朋友也不少，他会利用各种关系，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到人民一边来的。”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程潜、陈明仁等长沙起义的祝贺，同时又借此扩大长沙起义的政治影响，遂与朱德复程潜、陈明仁四日在长沙起义发表的通电：
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有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以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对退守各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影响是很大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随着全国形势的骤变，类似程潜、陈明仁这种起义模式将在其他省份出现。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把长沙这篇文章做大、做足，成为未来其他省市的样板。他历经深思熟虑，遂于翌日——八月五日再次致电华中局及湖南省委，明确指出：“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为了利用、改造原湖南国民党地方报纸，要求“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另外，为了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他还提请湖南工委“考虑，物色若干程部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以利“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做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交接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有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同时还指示：“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
随着我四路野战大军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大踏步地进军，已经在战场上造成了风卷残云的大势！在敌人已成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态势下，被迫和平起义的因素增加了。另外，毛泽东非常清楚：二十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过程中，与诸地方实力派有着难以弥合的恩怨，随着蒋介石节节失败的颓势，诸地方实力派不仅不会为蒋氏殉葬，而且还会为了自保以及其他的目的向人民靠拢。再者，在蒋氏长达二十余年的独裁统治下，蒋氏的屠刀唤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从长城内外到黄河上下，从边陲山野到东海之滨，已经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民主大潮。在这民主大潮的冲击下，越发加速了蒋家王朝大厦的倾覆。为此，中央作出决定：我工作在第二条战线，尤其是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们要因势利导，为促成敌人起义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独有偶。就在程潜、陈明仁等在预谋湖南起义的前夕，蛰居香港的云南王龙云派李一平到达北平，通过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毛泽东传话：商谈云南和平起义的大事。
龙云，彝族人。早年投军，参加护国反袁的战争，后入云南讲武堂深造，与朱德同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巧妙地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终于登上云南省主席的宝座。由于他利用边陲地势自保，使得云南人民只知“龙主席”而不知“蒋委员长”，就连蒋介石在全国通用的纸钞也不准在云南流通。因此，龙、蒋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就是毛泽东赴山城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兵变，把龙云软禁在重庆、南京，将云南的政权交给了同是彝族的卢汉。在淮海战役行将结束的前夕，龙云利用同是蒋介石的朋友——美国原飞虎队司令陈纳德的飞机，逃离樊笼，飞到香港。从此，龙云在香港一边积极反蒋，一边策动卢汉在云南率部起义。
毛泽东知道龙云的过去，也清楚他曾秘密参加民盟。在软禁山城期间，多次出资帮助民盟开展活动，与张澜、楚图南等人相交素笃。另外，毛泽东也知道云南的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为此，他给时在中南海居住的周恩来写了如下这纸短笺：
据张表方（张澜）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由龙云想到了西北各省，尤其是新疆、青海、宁夏等省的问题。这些省份地广人稀，住的又多是少数民族同胞。长期以来，由于汉族统治者执行的是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矛盾一直是影响民族和睦，甚至事关祖国统一的大问题。另外，十分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毛泽东知道，自清朝立国以来，数度派兵进疆，无论是“征剿”民族分裂主义者，还是镇压少数民族不堪压迫的起义，其后果都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时下，我第一野战军就要挥师进入青海、宁夏、新疆了，我党在这些地区有威信的民族干部又非常少，如何才能运用政治方式为主，以战斗方式为辅助，较为稳妥地解放这些地区呢？他认为必须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出谋划策。为此，他与周恩来决定听取在西北工作多年，且受国民党西北各省军政长官欢迎的张治中先生的意见。
首先，张治中先生介绍了国民党在西北各省的军事实力、政治势力和民族派别；接着，他又重点介绍了有关新疆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左右新疆政治的有三大派势力：“一、名义上的主席包尔汉、驻军司令陶峙岳；二、蒋记派往新疆、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以骑五军军长马呈样、师长叶成、旅长罗恕人为代表，其中罗恕人是军统派驻新疆的负责人；三、以阿合买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他认为包尔汉、陶峙岳虽是新疆名义上的领导者，但没有多少实力，想步湖南程潜、陈明仁之后举行新疆起义，也必然会受到蒋记派驻新疆实力派的掣肘；如若战胜蒋记实力派，必须实现包尔汉、陶峙岳与阿合买提江三区革命派的联合。最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我很想为此奔走，可惜的是，从五月份开始，我与他们就断了联系。”
“这好办嘛，”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道，“我们可以派人去新疆，沟通与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他们的联系。”
“有合适的人选吗？”张治中问道。
“有！随少奇同志出访苏联的邓力群同志。”
接着，毛泽东告诉张治中：邓力群很早就与三区革命的领导同志有联系。更为重要的是，邓力群是湖南人，他的长兄邓飞黄官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同是湖南籍的陶峙岳将军熟稔。张治中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这样一来，邓力群就把中央与阿合买提江、陶峙岳、包尔汉的关系打通了。”
“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孤立顽固势力，促进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
“好！我愿意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尽一份力量。”
毛泽东在征询了张治中等人的意见之后，在发给华中局、湖南工委上述电文的当天——八月六日，他又给彭德怀等同志发去了《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电文。他明确指示：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族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指示：
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关于解决宁夏问题，毛泽东指示：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
关于解决甘肃问题，毛泽东认为：
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此外，班禅现到兰州，我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肃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关于解决新疆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
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如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我们从以上指示可知：毛泽东的胸中已经有了解决西北各省的腹案。在今后不到半年的实践中，毛泽东的上述腹案完全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战略家。
也就是在毛泽东处理上述大事的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八月二日离开南京，直接回美国。恰好就在他到达华盛顿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即通常称谓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之后，他立即给住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打电话：“恩来，奇文共欣赏嘛！你要尽快组织人把它翻译出来，我要为送走这些美国瘟神，给他们重重地放几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