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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已完全形成！
毛泽东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经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磋商，确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再完成渡江南进的作战任务。
随着渡江后进军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命令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遂又明确地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向华东进军并经营京、沪、杭和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任务后，粟裕等在总攻上海的前夕致电中央军委：认为不日攻克上海之后，“蒋匪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对此，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第二野战军这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需走两步大棋：其一，
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其二，据毛泽东判断：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四川）、黔（贵州）、康（西康）。
在说到二野向西进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预布一步大棋：
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虽说事后战事进展完全按着毛泽东的预测顺利发展，但是他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又明确指示：
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在用兵上是何等的谨慎！
第四野战军在进占武汉三镇之后，毛泽东在未来进军部署上明确电令：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第一野战军原本兵力只有两个兵团，兵力不足二十万，在未来向西北进军之中，不仅要与兵力较强的西北“五马”对垒，而且还要经营西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为此，毛泽东把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建制，要求“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毛泽东在制定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并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上述进军部署的命令之后，他又为实现上述各项战略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项指导方针源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事实上，只要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国民党盘踞在江苏、浙江两省的主要兵力就消灭了；接着，再分兵解放江南广大的乡村，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二、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清楚：长年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地方实力派有着根本利害的冲突，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越发地变得尖锐起来。举例说：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前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后者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的当天——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毛泽东审时度势，遂于上海解放的前夕，五月二十六日，为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胡打马”和“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日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指泾渭两河之间的地区）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马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第一野战军在等待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来的期间，在彭德怀的统率下，以运动战的方式击破胡、马二部的联合进攻，接着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或南下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几经电文来往与磋商，终于下达了《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的电令：
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于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不仅第一野战军取得了歼灭胡宗南所部四万余人的胜利，并最终导致两马所部的彻底溃败，而且我其他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中，也曾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的精神，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的同时，须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部起义；在攻占南京的前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中，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等率部起义，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告彭德怀同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期间帮助张治中转变思想的情况，张曾回忆：“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势必再次加剧，这就又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决桂系创造了条件。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陈情利害，希望李能够留在桂林，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迫使桂系局部签署和平协议。
或许是天意，正当李宗仁为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且需要听取桂系诸位大将意见的时候，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三万两黄金，心里十分感谢蒋介石。面对溃败的全局，他认为李宗仁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危厄的国事还须蒋介石统一处理。他为劝说李宗仁离桂赴粤，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挡箭牌，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号向李宗仁汇报他到粤后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接着，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并不知白崇禧如此而为的真谛，依然像过去那样，非常认真地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
已经成了末代代“总统”的李宗仁还发如此高论，足以见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对此，有奶便是娘的白崇禧听而不语也是在所料中事了！
接着，李宗仁抛出所谓的书面材料“备忘录”，自述“三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为的关键是因为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次述蒋介石如仍然不肯放手，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说到如蒋介石不愿复职，仍由他担任代总统，则请蒋答应”授予他一切权力。
为促李宗仁离桂赴粤，白崇禧有意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至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很大。”
程思远很不赞成白崇禧的论点，会后随白崇禧来到白的新居，十分策略地问道：“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健公要德公到广州去，试问在军事上有什么把握？”
“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条交代罢了！”白崇禧如此坦率地说。
李宗仁就这样被白崇禧连哄带骗地从桂林弄到了广州。对此，程思远很是生气，决定暂不随李、白飞赴羊城。
在李宗仁的心目中，白崇禧的华中战区的得失关乎他们在大陆的存亡。不久，白崇禧自武汉撤守，他“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旋即上海被人民解放军攻占，蒋命残部撤往闽、台，所谓京沪杭防线彻底崩溃。李宗仁审时度势，对坚守华中，确保西南的战略也失去了信心。
恰在这时，左依湘西大山，右靠洞庭湖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之命撤往鄂、川交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如果人民解放军乘隙南下，即可将刚刚撤往湖南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包围。换言之，李宗仁和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桂系集团，必然全军覆没于三湘四水之地。白崇禧见情势急迫，又因宋希濂是“天子门生”，只好商请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实出白崇禧，也出何应钦所料的是，宋希濂抗不从命，在电话中骄横地对黄埔时代的师长何应钦说道：“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何应钦当然清楚，所谓“老总”是指蒋介石。他忙解释道：“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若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的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发紫，立即赶来向李宗仁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和蒋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蒋氏是一位城府极深的纵横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他设计的政治圈套中。这次，使何应钦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国难于既倒。可是蒋氏在败亡之中依然和代“总统”李宗仁斗法，置自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不顾，独行其政治、军事计划，这岂不等于自灭王朝吗？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处境时，遂于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总统”李宗仁坚辞本兼各职，并无限悲哀地说：“受命以来，月余于兹，除立法院问题应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之支持，引为毕生最大之荣快外，其余各项问题，莫不与愿相违……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明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深知何应钦辞职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风度相挽留。何应钦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语调说道：“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就这样，何应钦内阁倒台了！何应钦内阁自上台起始，毛泽东就预测到了它很快就会倒台。同时，他还知道何内阁倒台的结局，又必然加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虽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宣告结束，但仍然可以利用这组矛盾争取李宗仁。就是再次失败，也可随着桂系向南溃败的大势，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潜等人的起义上。为此，毛泽东几经权衡，遂决定请老乡长章士钊、小老乡刘斐南下香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程潜的身上。
章士钊南下香港负有多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劝说闻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帮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诚；再是通过程星龄向程潜传话：毛泽东希望老乡长程潜为和平解放家乡作出历史的贡献。前者，杜月笙遵命给上海的弟子写去亲笔信，为解决上海的青帮起了作用；后者，史家作了记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土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给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事后，程星龄曾当面向毛泽东说：“主席，行严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进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刘斐由于眷属还在香港，须他去设法接到北平，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协商，遂“决定去香港一转”。据刘斐回忆，他是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并且“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刘斐安抵香港之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电话，希望刘斐能到广州或长沙议政共事，但都被刘斐以种种借口婉拒了。上海解放以后，刘斐践约来到广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块面谈。相见之后，刘斐首先转交了章士钊、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并请其先阅，然后再举行晤谈。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余言。二位老报人以敏锐的政治卓见，流畅犀利的文言行书，详论了蒋氏王朝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规律，也指出了李宗仁主和破裂的原因。同时，还道出了写此长信的良苦用心：“徒以年事略高，人缘非浅，平章国事，略有执持，因缘应舍，责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为，坐视公等之溺于稽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章、邵二老进而道出李宗仁所处之地位：“设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义布之，则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其后果何堪设想。某等颛蒙，夙承见爱，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李宗仁读罢章、邵二老的长信，大有“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之慨！随着信文的展开，章、邵二老的形象迅即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而出，似在严峻地向他招手，谓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此，他又重新拜阅了这段信文：“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乃公终不以鄙言为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案，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这时，他感到章、邵二老说到了他的心痛之处，顿生“无脸见江东父老”的羞色。然而当他瞻念前途，又茫然地觉得只有按此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收好章、邵二老的来信，情绪低沉地对刘斐说：“旁观者清，还是你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刘斐首先向李宗仁、白崇禧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直言告诉他们：现在胜败的大局已定，无可改移了。然后，他又严肃地质问，“德公，你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李宗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刘斐不解地问道。
白崇禧为了掩饰自己的责任，抢先说了李宗仁来广州的经过，并有意诿过于居正、阎锡山。这时，李宗仁取出蒋介石促他来广州的信件交于刘斐，叹了口气：“你看吧，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刘斐看罢蒋介石写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操着挖苦的口吻讲：
“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只有负责到底了。”李宗仁沮丧地说道。
“不行啊！”刘斐严正地指出，“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刘斐与李宗仁、白崇禧一直谈到深夜，李宗仁被说得摇首叹气，而白崇禧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最后，白崇禧说道：
“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吧！”
“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刘斐接着又坦直进言，“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崇禧一听说率部起义，立即来了火气，大声说道：“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干不来！”
刘斐一听这话知道应该结束这次谈话了，遂淡然地说道：
“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用力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刘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翌日清晨，刘斐飞回香港。这对李宗仁而言，又一位亲信大将离开了自己。同时他还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刘斐也会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后投向共产党。因此，他那失落的心境越发怅然了！……
至此为止，毛泽东认为采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桂系的希望基本破灭了。从此，他就专注家乡湖南和平起义的事情了。
从以上事例可知，毛泽东在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不仅要求我解放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敌占区和残敌，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在指挥军事解决的同时亲自做方方面面的工作，希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似傅作义统率的部队和管辖的北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和平解决湖南、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像张治中、程潜、龙云等这样重要的棋子，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由于有关和平解放上述各省的经过将在下文详述，故在此略。
“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渡江战役的前后，已经获悉蒋介石的战略退却计划，那就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另外，从战争发展来看，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尽力避免作战，像抗日战争那样，准备在西南边陲数省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对此，毛泽东深知由陕南退往四川的胡宗南所部，必将与宋希濂驻扎在湘鄂川交界的部队会师四川，其中胡宗南残部很可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逆行南下，由云南逃往缅甸、老挝等邻国。为此，他在五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明令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曾原为滇军起义将领）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是：由广西挥师西行，经此大迂回把胡宗南所部截至滇北或滇西。另外，二野所部由东面的湘黔入川，贺龙所部由陕南入川，经营川北，这样就对退守四川的蒋军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并将其大部消灭在四川。
由此可知，近来某些军史学家认为：“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的首倡者是林彪，是错误的。有关毛泽东如何实施上述这一“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我四大野战军完全遵照毛泽东的上述部署向全国进军，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遂由军事转为指导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上来。如果说毛泽东指挥军事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对他而言，则是一门全新的课题！正当如履薄冰的毛泽东思忖如何完成这些大事的时候，刚刚解放的上海就爆发了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仓促上阵迎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