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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解决的阶段。与此同时，当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制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和平解放北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傅作义发出起义通电，只不过是傅氏自应按着他预定的路数走出的一步棋，或曰是在所料中事，因此，他绝不会有意外惊喜的感想。事实上，从他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他考虑的战略重点就又转向其他方面去了！
随着天津和北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了！毛泽东作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主席，他不能不考虑很快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内政、外交格局的构成。
说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格局，毛泽东很自然地会想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业已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就要发生急转弯的时候，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和本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它又不得不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态，希望遏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连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蒋介石都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若想改变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谈何容易！为此，就在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当天——十一月一日成立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向毛泽东放一枚试探性的气球：把美国驻沈阳原总领事馆当做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外事机构的一种尝试。为此，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发来一份密电，略谓：要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中共沈阳当局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
瓦尔德不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蒋介石自东北败退关内之后，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的驻沈阳的总领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如果他再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与中共打交道，这是违犯外交纪律的，弄不好，就会干出难以收场的事来。同时，他清楚外交官的授权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美国政府之命是从。为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拜会中共沈阳分管外事的负责人，主动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新解放的沈阳与美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这位沈阳市负责人无外交常识，竟然办出了超出权限的事来。军管会主任陈云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当即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对此，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在自己院中那盘石磨旁边进行了研究。首先，毛泽东批评道：“这个同志，完全丧失了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从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自然也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策略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待不下了。”
毛泽东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他想到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外交经验，遂又果断地说道，“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的，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代表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
或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横行霸道成性惯了，这个瓦尔德不服从沈阳军管会的管制，依然在我军政人员面前大耍所谓威风，当毛泽东收到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之后，他被帝国主义者的强权行为激怒了，遂对周恩来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他什么权利管我们什么事？
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做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中央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旧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近代美国外交史上，所在国敢于查封美国派出的外事机关的电台尚属首例，难怪瓦尔德气得哇哇大叫。他一方面向我沈阳军管会提出所谓抗议，另一方面报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撤离沈阳。
美国从所谓“全球战略”考虑，认为很有必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新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另外，即使无法达到上述目的，也应利用沈阳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取未来新中国和苏联对抗美国的核心情报。为此，美国政府不仅不批准瓦尔德自沈阳撤离，相反要他遵照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立即起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等，以沈阳为基地，利用一切关系，在我东北境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前后，我情报机关又侦知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的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国政府已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对周恩来说道：“英国和美国在外交方面相比，前者是狐狸，后者是恶狼。但是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愤然地说道。
无独有偶，李克农又前来报告：我情报部门初步侦破了美国驻沈阳旧领事馆的特务活动。对此，毛泽东指示李克农：调情报战线上的名将陈龙赶赴沈阳，亲自处理这件涉外特务案件。至于何时挖出这些特务，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毛泽东想到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就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像这类外交事件会层出不穷的。因此，他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啊，看来你必须尽快代表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天津、北平和谈等活动的同时，于傅作义审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一月十九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外交法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当天，毛泽东阅后又进行修改，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讲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翌日——一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需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解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决战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借撰写新年献词——并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前后，他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访问苏联。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文：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去。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上述这则电文的时候，正是他一方面关注天津战役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北平和谈的进行，因此，他没有当即给斯大林回电。接着，十五日解放天津，十七日又获悉北平方面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这时，毛泽东在征求了中央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的意见之后，遂于十八日给斯大林复电：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在毛泽东平定天下的棋盘上，他除去思量确定与美国、苏联上述的外交格局而外，他还在筹划内政大计的时候同时走着两步大棋：一是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手段，逐步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再是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大旗，把一切反蒋的力量争取到人民的一边，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设一个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新中国。
世人皆知，毛泽东一生倡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同时他还笃信若要打垮“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也非用军事手段方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追随蒋介石的所有文官武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敌人的营垒是一定要分化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当年曾赞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李济深将军很快猛醒，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反蒋；就说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吧，不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嘛！然而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夜，蒋介石阵营中还有哪些矛盾可利用呢？毛泽东第一个选择了桂系，其代表人物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诚如前文所述，蒋、桂之间不仅在历史上有一本解不开的恩怨账，而且时下美国人又在导演“以李代蒋”的闹剧，从而又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从现象上看，时下的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人给钱、给武器，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出兵，与毛泽东在战场上是可以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失去江北半壁江山，起码也可以做到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是，蒋氏妄想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是有悖于美国人的意愿的；如今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了，其责任盖由蒋介石独裁、专断而起。因此，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蒋介石必须下台，由他李宗仁出面议和。世人都清楚，李氏的这些想法，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然而世人又皆知，李宗仁议和的目的不是向人民缴械，而是在中国首先造成一个划江分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利用美国人的支持，由桂系代蒋重新统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桂是殊途同归的。
对此，毛泽东更是了如指掌。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蒋、桂在权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因势利导，通过军事与和平的不同手段，在加剧蒋、桂矛盾的同时，让人民更加看清蒋、桂双方反人民的真面目。另外，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桂系李宗仁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傅作义。为此，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造成兵临城下的大势，而且在舆论方面又揭又批，同时还通过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对桂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如果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是公开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进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目的的话，那么周恩来、李克农于当天——一月十四日致电潘汉年、吴克坚的指示：“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发各方，注意收集反映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就是明确地向秘密战线交代了具体的任务。不久，潘汉年自香港发来请示做桂系工作方针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代替周恩来、李克农起草了复电，请潘以下列各点答复桂系的智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由此，我党对桂系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增加革命阵营的力量，又把工作重点移向各民主党派。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声明的同时，又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复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确保宋庆龄安全北上，周恩来于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相继致电两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在颂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之后，极其盼望他们归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正当毛泽东按照预定的步骤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的时候，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一日高兴地向他报告：“主席，蒋介石于今天真的下野了！”
毛泽东微微地笑了笑，淡然地说：“这是早在所料之事，只是蒋某人有意在今天下野罢了！”
蒋介石为什么选在这天下野呢？容笔者补述如下史实：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由于桂系白崇禧急于抢班夺权，迭电催逼蒋氏早日下野，使得蒋氏反而深居简出，不再轻言下野了！对此，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称“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恶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进而又指出：蒋氏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遂由美国挑头，桂系响应，在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蒋介石恋栈不去，中国问题终无解决。
蒋介石为缓和这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自然也是为了打探桂系李宗仁的真实态度，遂派出亲信张群和吴忠信访李宗仁，希望找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
诚如时人所云：由于李宗仁在逼宫入围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引而不发——跃入也”，他对蒋氏的两位说客说了这样一段话：“蒋先生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要知道，当今的局势非十六年蒋先生第一次下野时可比，依我看，就是蒋先生下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张群和吴忠信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打道回府，向蒋氏复命。蒋介石听后有些茫然，一时弄不清桂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蒋氏看来，武汉的白崇禧是唱黑脸的，明目张胆地以实力相逼；南京的李宗仁是唱白脸的，公然拒绝继位上台。他为了摸清李宗仁的底牌，遂决定请李宗仁到“总统府”谈话。对此，李宗仁做了记述：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接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李宗仁坚辞不就“总统”是假的，蒋介石称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更是骗人的。由此不仅可以说明什么叫资产阶级的政治，同时也可看出蒋、李两个大政客的真实嘴脸。
蒋介石何时才下定决心下野的呢？他在获悉杜聿明部被华野歼灭的当天清晨，方在如下这则日记中吐露了真情：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尤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十二日，为逼蒋介石尽快下野，美国驻华大使馆把政府的意见正式通知吴铁城：“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同时，苏、英、法各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听后凉了半截，大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十五日，天津失守。到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自己到了考虑“引退”的时候了，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自己“退居幕后”预作准备。
十八日，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又于十九日下午四点，约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谈话，蒋氏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做出头鸟，故半天没人说话。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问，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愤然地说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雷霆的样子，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蒋介石自知无趣地说：
“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蒋介石决计下野了！但是，诚如史家所评述的那样，他就像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的。为此，他在下野的日子上又做起了文章：“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蒋的用意是清楚的，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功劳’。”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蒋介石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是：“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相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据史记载：蒋介石讲话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对某些兔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他说话时，众人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张道藩等竟然大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悲痛。”这时，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听后异常感动，但是，他自知已经大势所趋，无力回天，故低沉地答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
全场愕然无声。蒋介石信手取出一纸，对身旁的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
对此，实出李宗仁所料，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一定会问个为什么，甚至还要亲自审视一遍蒋介石代他草拟的文告。可是他呢？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至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字。”更为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即起身宣布散会，李宗仁却憨厚地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李宗仁当众讨了个没趣。
这时，还有一位美髯飘逸的于右任依然喊着“总统！总统！”的，希望业已下野的蒋介石留步，听他说完这样一段话：“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听后只把手往后一摆，说了一句“你找德邻去办！”遂加快步子离去。
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更何况此次回故里是刚刚下野呢！因此，他离开会场，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按时赶到明故宫机场为蒋氏送行，自然是白跑一趟。虽说李氏的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可他再一思忖，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同时，当他想到自己已经取代了蒋介石总统地位的那一瞬间，他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突然向他袭来。为此，他于茫然之中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的对手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呢？我又将如何收拾南京这盘残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