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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以外，别无弊处。
所有与我穷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许多捡家具的经验，也有许多此类故事。一个朋友视力很坏，车都很少开，而每回都是他发现旧家具。朦胧中，别人只看见一个什么大对象在垃圾桶附近，他却立刻判断出那是一张餐桌，或一张写字台。这种时候往往有种探险或探宝的刺激。这些细节、人物，在我动笔写海那边时，便自然地出现在笔下，使我感到自己没白受一场苦，一场穷，一段艰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发向了芝加哥，我离开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写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这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人通常记住和写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乐的。所以，当我得知安琪与陈冲以及芝加哥电视台的子繁、迟晶在酝酿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时，我马上提出参加写作。
从安琪手中接过剧情提纲后，我便动笔了。那时我住在洛杉矶我姑母家，有免费住房和免费三餐，加上我在台湾得的文学奖消除了我的经济恐慌，我头一次找回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从容。
两星期后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给陈冲和安琪后，她们决定由我来执笔完成全剧。安琪当时正在写她的英文小说，已和出版商签了合同，陈冲在忙于拍片，所以她们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她们分别将已写成的一集半剧本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由我开始了从头至尾的整体创作。
洛杉矶也是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城市，我表姐夫开的羊毛衫工厂里就有几百中国女学生。我便常常与她们闲聊，吃惊地发现她们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边中，一个瘫痪的篮球明星，专门找矮个子中国学生供他当拐杖拄着走路，便是从她们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有许多奇妙的心理体验，比如她们说最难堪的是进门脱鞋：中国学生的袜子往往是脏的和破的，而进富有的台湾人家做工，总要脱鞋，因此她们对脱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例如，有的女学生虚荣，却又舍不得买晚礼服去参加晚会，她们就从商店里买件价值一两百的衣裙，当晚装扮过，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设法保留那个标价纸签就可以。美国的商店是允许退货的，售货员绝不问你的退货理由，甚至她还会对你说一声：“抱歉，我们这里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还例如，有个中国男学生特别有集体观念，只要他见到便宜货：三角一打的鸡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会一股脑儿买十多份，再分给他的朋友，他这个好习惯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穷。
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体验，都成了我写作海那边的矿藏，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也采用了同样的生活素材创作我的小说，它们使我在两年中获了五个文学奖，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时，竟是被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准备去台湾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有些内容与这篇文章是相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出书，也是第一次将电影版权卖给台湾的电影公司。我终于以写作为生了，但再没有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优越感。写作只不过是种种饭碗中的一只；写作也只是一种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确：是我写生活，还是生活写我。
很遗憾海那边没能按计划投入拍摄；也很遗憾我受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之托所写的另一部连续剧自新大陆取代了海那边投入了拍摄。自新大陆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故事，是根据我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得奖的小说改编。
顾名思义——自新大陆，这片大陆被当时的哥伦布称为新大陆，比之我们的热土，中国大陆，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将开拓这块新大陆的经历展示给同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她吐尽胸中淤积的一个机会。无论海那边也好，自新大陆也好，终究都是海外游子向国内亲人发的一个诚挚邀请——邀请他们走进我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参观一番，评说一番。
在此也感激电影电视文学的全体编辑，给了我们的海那边一个问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