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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次采访之外，还有一次《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令我感慨满怀受益良多。
那一次，邱书记额上的皱纹又多了几道，白发又添了几丝……
采访中，邱海波教授问了记者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有采访过去世患者的家人么？
好在记者事先有所准备，所以才得以让采访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得到了继续。
原因是，记者是个有心人，虽然说得三言两语极为简单，然而还是展现了他严谨全面的采访态度。
听完记者的讲述，邱教授突然靠着椅背，右手攥了起来，努力克制着自己情绪。片刻之后，邱教授打开了话匣子，温和地回归与总结起了这段五味杂陈的时光。
在一月份的武汉，疫情之初，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力感，即使你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点名指派武汉医疗救治专家——这是医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所能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
邱教授聊起过往，颇有些壮士断腕的意蕴，颇有一番邻家叔伯的亲和，丝毫没有一个国医风范医学大家的架子和排场，着实令记者感到喜出望外。
我1月中旬来武汉，刚来的时候，“新冠”对我来讲是新的疾病？
不知道它的特征，需要跟前期当地的医生去聊，病人怎么生病的？
需要跟清醒的病人去聊，他有什么不适？
对于最重的病人，要看看他现在有哪些器官不好，到底是因为肺，还是别的器官也有问题？
当时认为，主要以肺为主，看看该怎么做治疗。
那天我是早晨到武汉的，下午就去了金银潭病房。
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觉得病人病情较重，第二病人很多，第三是大家好像都有点摸不清头脑，到底应该怎么治不太清楚。刚开始我们遇到很多困难。
一个是没有插管的设备，即使有了，插完管以后，病人到ICU又没有床位。
要上呼吸机，一开始呼吸机也不够，医疗资源不到位。
当医生看到不少同事感染了，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即使有呼吸机，墙上氧气也接不上氧气接口，氧气压力也不够。
我们都自己动手搬过钢瓶，我不能让病人憋死了。
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搬，护士搬不动。
有什么脏活累活，我们医生先干。
我会跟护士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多大风险，你需要注意什么。
要让护士会觉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医生团队在支撑我们。
同时我们也尽快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央指导组，必须赶紧解决氧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