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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部分法律。这些法律大多与经济生产活动有关。大多是由司法院从各省历年积累的判例中挑战比较普遍、比较迫切地问题编撰成新的法案后交由国会审议。亦或是由国会议员根据情况直接向国会提案修改成订立某些法案。但不论是国会、还是司法院都很少会去修改《中华律》中刑事方面地内容。须知从《唐律》到《宋律》、《明律》再到现今的《中华律》律法的结构与基本内容却并没有生过太大的变化。中华朝固然认为传统的律法在民事上存有严重的缺陷却并不认为相关的刑法也需要修改。毕竟就《大明律》本身而言并没有凌迟之类地酷刑其又比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法律要缜密系统得多。然而这一次新学一派却把矛头指向了沿用千年的刑律。
历来法家都是以“重刑峭法”闻名于世。可事实上奉行儒家的朝代在用刑上并不比奉行法家的朝代手软到哪儿去。儒家与法家地分歧更多是在伦常与律法的矛盾上。儒家认为封建伦常要高于国家的津法。因此在律法中儒家提倡“亲亲相隐”的原则。即子女不能告父母妻子不能告丈夫。就算父母、丈夫真犯有大罪子女、妻子大义灭亲告这一家之长。也得先治子女不孝之罪与妻子不义之罪。到了明朝这种“亲亲相隐”甚至延伸到了长官与下属、官员与百姓。
法家当然也维护伦常。但法家认为朝延的律法高于伦常因此将伦常观念限制在一定地限度之内称“非公室告”。例如父亲偷儿子东西就是“非公室告”官府对此不予受理。而要是这父亲偷了他人的财物就是属于“公室告”的罪行作为儿子有义务揭父亲地罪行。如果儿子隐瞒了父亲的罪行就会被一同连坐问罪。相反如果儿子告了父亲的罪行那他不仅不会被问罪而且还能保住自己家庭的财产与荣誉。这便是法家提倡的“赏罚分明”原则。
在现实中亲亲相隐原则其实早已被中华朝给忽略多年了。正如当年刘富秋状告县衙是明显违反了这一原则。若是在前朝无论刘富春是否有理那都是得先挨一顿板子才能话的。然而在《中华律》之中亲亲相隐原则却在不少律条的字里行间有明确的体现。因此新学一派就要求用“赏罚分明原则”替代“亲亲相隐原则”。并以此为由呼吁修改《中华律》中地部分内容。
这一提案一经提出立刻就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虽人们都知道亲亲相隐原则有许多荒谬的地方但自汉宣帝刘询在法律中引入了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突然要将其剔除自然是让人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而一些儒家学者则明确地指出这是法定的余孽在寻衅滋事存心要复辟残酷的秦法来鱼肉百姓。更声称歇秦就是任用法家结果才会二世而亡的。因此现在声称要修法的人都是希望中华朝灭亡的贼子。
面对儒林保守势力一大过一的帽子新学一系显得异常齐心。无论是奉行道法的还是决心注重论语的亦或是醉心西学的。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像当年的桑弘羊那样理直气壮地反驳儒生称“是赵高亡秦而非商鞅！”并详细列举了从管仲到范蠡、从商鞅到桑弘羊等等一系列道法两家的杰出政治家。期间自然也少不了用装神闹鬼之类的形容词来回敬对方扣过来的帽子。
由此单纯的修法提案讨论很快就上升到了儒与道法之间论战。一时间京量贩大报纸上充斥着各方你来我往的口诛笔伐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或许是看惯了这样的热闹寻常百姓对于士林的这些论战显得兴趣乏乏。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更在意的是律法修改后他们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实惠。就这一上来能列举出诸多实际案例做证的新学一派显然要比高唱忠孝廉耻的保守派更为吸引人。当然士林间的论战向来是不在乎民间白丁百姓的想法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皇帝与朝延的反应。一些保守人士甚至还连续写了数封请愿书上奏朝廷。希望女皇能出面给个公道。
然而正如先前几次规模较的论战一样女皇这一次又选择了以缄默来应对士林的争执。不仅是女皇就连刚刚成立的内阁亦选择了置身事外。事实上中华朝的官场向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当官不管士林事”。因为在经过多次政治斗争后中华朝的官僚系统已然摸清的女皇的脾气。知道女皇用人讲究的是成绩与经验而非外界的口碑更不会为了士林间的论战而偏向于某一方。所以用前朝那种靠论战而增加自己的声望从而引起上位者注意的办法是不能实现的。相反在政党合法的情况下未得本党许可就擅自以公职身份表评论不仅会在党内引起非议弄不好还会得罪自己的上级。因此一些深谙为官之道的官僚每每遇上这样的论战往往都会置身事外摆出一副地可奉告的模样。而那些刚刚踏入官场的年轻官僚虽也是血气方刚但其资历与地位终究是有限。就算加入了论战亦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官方的直接影响。
虽女皇现内阁在儒道法相争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可这并不代表除了士林人士之外就没人关心此事。至少此刻身处皇宫大内的皇长子杨禹轩就十分关注外界论战的展。为此他特地着人从宫外收罗了大量的报纸。每次在认真阅读完相关文章后杨禹轩还会极其仔细地对某些精彩的文章进行摘录。在看过一段时间的报纸后杨禹轩现自己的脑子里也充满了各类想法。本人甚至还考虑过要自己写文章投稿参与外界的论战。可谁知他这想法才一冒头就立即接到了母亲的警告。正当杨禹轩纳闷母亲是怎么猜到他的心思时却不想外界的儒道之争已经悄然来到了他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