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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吧。又过了好久，镇上相关单位才给父亲赔偿了不到两千块钱的医药费。
这件事就这样便宜了那些挨千刀的混蛋。
一直以来，我对那些混蛋是恨之入骨的，如果遇见他们，我定会将他们五马分尸或千刀万剐。
经过被打事件不久，有天父亲突然感觉嗓子不适（确切的说是食管不舒服），每当吞咽食物时就会感觉有异样。
父亲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食管炎，吃些药就会好的。
大夫都说没什么大碍，我们自然就放心了。
可吃了几天药，父亲的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于是父亲又去医院做检查，谁料这次大夫建议去大一点的医院做检查。于是，父亲就去了市立医院，检查结果令人不敢相信——父亲患了食道癌。
大夫没有把病情直接告诉父亲，而是只告诉了母亲。母亲如遭晴天霹雳，但她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而是骗父亲说是炎症。
对于病因，大夫在排除一些自然因素后问母亲我的父亲是否曾受过内伤。当时母亲哪有心思考虑许多，于是摇头说没有。对此，大夫对父亲的病因也是大惑不解。过后母亲才想到父亲被打这事。总之，造成父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是那三个混蛋。
同时，回头一想，早先县医院诊断为食管炎属于误诊，延误了父亲的治疗，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的话，父亲治疗及时，也就能多活些日子。至于追究责任讨说法，身为小老百姓的我们没能力也没工夫进行下去，还是给父亲看病要紧
接下来母亲陪着父亲就开始了艰难的求医之路。吃药输液没间断过，放疗化疗一周做两次，我清楚地看到父亲手背上因输液扎针留下的密集的斑斑点点的针眼以及因放化疗变得稀稀落落的头发。
尽管我们隐瞒了病情，但我想父亲一定猜到了。自从在市医院做过检查后，我没见父亲笑过，唯独那一次他笑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笑。
由于各种医药治疗费繁多，本不富裕的我家很快便一贫如洗，我也因此交不起学费。学校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便组织号召师生捐款，然后送到了我家。那次周六回家后提及捐款这事时，我看到父亲笑了。
我心里很清楚，令父亲高兴的不是那些捐款，而是我这个儿子给他长脸了。
尽管接受着治疗，但这并没减轻父亲的病情，父亲渐渐咽不下东西、喝不进液体，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干枯的皮包着骨头，用骨瘦如柴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
那年暑假眼见就要过完，然而就在我初三开学的头一天傍晚，父亲咳出了血，这使我们很是担心。
找来诊所大夫给父亲输了止血针，在大门外，大夫对母亲悄悄说了几句话，还很无奈地摇了摇头——父亲的状况不容乐观。
果然，止血针只是临时起作用，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又开始咳血了。
我们打120叫来了救护车，父亲被拉走了。
那天，我没有跟着去医院，而是收拾行李去了学校。在坐公交去学校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好像预兆着什么。中午，老师急匆匆地叫我立刻赶去县医院。当场我就落起泪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大雨滂沱，班长骑车载着我往医院赶。虽然我穿着雨衣，但全身浑身上下从外到内还是湿透了。
表哥已经等在了医院门口，看到我，二话没说就走在了前方。我心神恍惚地紧跟在后面不住地抽泣。
在病房楼道里我就听到了哭声，撕心裂肺的痛哭。尽管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天真地希望那哭声与我无关。
哭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一间病房门前，我看到了俯在床边痛哭的母亲、哥哥、姑姑……床上的父亲纹丝不动地躺着。
我扑上去跪在床前，放声哭了出来。
我握着父亲带有余温的手，朦胧中看到父亲还睁着双眼。他没有瞑目，他等着见儿女最后一眼，最终却没能如愿。
这也许就是命吧。
父亲病重时，母亲曾让算命先生算过一卦，算命的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父亲寿终时儿女中只有哥哥能陪在身边，但他话语中蕴含着这层意思。这有些迷信的味道，我也不怎么信命，但有些事情使人无法理解，又不得不信，故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听父亲说过，我爷爷去世时，他才九岁。
谁又曾想到，父亲去世时，我不到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