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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的院长的薪水，不教学生，每年上几次大课。人文学院分文史、哲学、外国哲学、艺术等8个系，本来我是给人文学院上大课，其他学院也来听。有时候讲课时应该坐800人，却坐了一两千。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想来但不能来。来听课时必须要发票，保安人员不让其他人员进来。有的同学为了拿到票还要请别人吃饭。我上大课都是座谈的形式，话题都是学生提出来的。
问：您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了4年院长、3年博导，你平时如何带博士生？课程怎样安排？
金庸：我有三个博士生，两个女弟子。有一个山西大学的，有一个清华大学硕士，有一个杭州社会科学院的。要考我的博士生不容易，把论文要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要在全国很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是第一流的学术刊物，如读历史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学文学的就要在文艺评论上发表。如果发表不了就必须多读一年。我不喜欢以老师的名义与学生合作，你不自信可以让我看，看了给你修改，但要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去修改。我招博士生时，全国各地来考的人不少，让我打分比较难，外语必须要60分。专业的书面考试也必须达到60分。其中有一个人专业考了六七十分，外语考得59分，我去说情，别人很给我面子，最后那个弟子的外语过关了。
现在每天读书4小时
问：人们非常关心您晚年的生活，能否谈谈您的养生秘诀？您喜欢看什么书？
金庸：我的养生秘诀是：不忧愁，开心。我平时喜欢读历史性的书籍，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我以前做报纸时要上夜班，每天睡得不是很晚，而是很早(风趣地说)，因为是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有时下夜班后还要玩一会牌，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一个习惯。现在电视要看，但看得不多，主要是新闻。
最遗憾儿子在美国自杀
问：就您的创作生涯或您的人生而言，外人看来非常成功，那您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金庸：最让我遗憾的是我的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说到心酸事，金庸一下子感到有些伤感)伤心的事不谈了。
临别时，金庸夫人对本报记者带的一件民族服装感兴趣，不停地问是在哪买的，记者当即把这件衣服赠送给金夫人。原定的20多分钟采访，因金庸先生谈性大发竟不知不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金庸与记者相约：我们华西都市报见，四川见。
离别时，金庸不停地挥手向记者告别，烟雨中，那个慈祥和蔼的长者的身影让我们心中久久涌动着感动。
记者手记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庸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杭州隐居，连杭州本地的媒体都感叹，很难见金庸一面，因为他很低调，不愿接受采访。而我们因为机缘巧合，因大胡子制片人张纪中到四川九寨沟选景与本报结下情谊，他热心地从中牵线，帮我们约好与金庸先生的会面，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陪伴在旁。
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儒雅而亲切的长者，态度极好，言谈中偶尔有些小调皮。问及家庭和情感生活，他总温和地笑着说：这是**，我可不可以不答？让人不忍再追问。
有意思的是，见金大侠，就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充满曲折。本来约好昨日下午5：00与先生会面，不料刚到杭州的我们，碰上梅雨导致的大塞车，司机又一不小心走错了路，那边，张纪中急得只嚷：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这边，我们心急如焚，担心就此错过与金大侠的约定，频频电话沟通，终于赶在先生离开约定地点之前到达。但此时，先生又必须赶赴一个早已定好的宴请，我们只有跟在他的车后面一路追击，抢在宴席前采访了15分钟，先生见我们很着急，便和我们约好饭后再聊20分钟。饿着肚子终于等到先生出来，他很善解人意地耐心回答我们的长篇提问，也许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我们，引起了他的谈兴，原定20分钟的访谈，不知不觉竟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说实话，见金大侠之前，我们心里颇有压力，一是觉得他是大家，不太容易接近；二是先生毕竟80多岁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作较长时间的访问。而一见面，先生的微笑就释放了我们的紧张情绪。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微笑着伸出手，他的手很温暖，握手的刹那，心中从内而外涌出一股暖意。整个采访过程，先生一直微笑着，那不是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笑容，让我们一直感动着。直到与他分别，他的笑容依然深刻地定格在我们的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