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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a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摸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磺；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伽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译，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字，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m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做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扯西拉”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比如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说活该，就说“现世现报”；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这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
“世界”也是。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可见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这个现成的老词。
不过佛法虽然无边，菩萨们也都神通广大，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们怎么说话，所以“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六、引进与发明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天堂和地狱，就像历史、现实一样，是专门为了翻译外文造出来的新词，而且译得满是那么回事。地狱是地下的监狱，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狱，天有堂，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这大约也是发明“西天”一词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就说罗汉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罗汉豆就是蚕豆，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其实叫将军肚是不对的，将军们如果一个个都腆着个大肚皮，怎么打仗？叫老板肚也有问题，现在大老板都懂得养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板。叫罗汉肚就更不对头，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么会吃出个大肚皮来。也许叫宰相肚还合适“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宰相的肚子应该是很大的，只可惜能当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当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车的人多。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娣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搪）；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e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a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for，洋泾浜则称作b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装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比如英语中的tea，便是闽南话“茶”的音译，法语和德语也是（俄语和日语中的茶则是北方方言的音译）。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可见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东拉”
拉拉扯扯之中，难免以讹传讹。比如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