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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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