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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无力供我继续升学，家里希望我做工自立，这样就横下心，跟着当时由市政府组织的一支上山下乡知青队，到外地的一个农场插队务农。读初中的时候，我逐渐形成了一些对文学的兴趣。

    下乡以后，有一些好心的大朋友送了我一些书，我在乡下翻来覆去地就是啃那几本书。一面竟野心勃勃地写起东西来。结果当然是制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那时候，就像着了魔。一边干活一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写，弄得整个屋子里到处都是稿纸。

    以后，农场的情况越弄越糟，到70年代初，完全弄垮了，职工靠救济过日子，以后就干脆撤销了，改为农村集体所有制。这中间，绝大部分下乡的知青都调到工厂去了。我还是同少数人留在农场里。那段时间，我思想上很悲观。农场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都相当黯淡。

    大约是1971年吧，省、地、县组织了一次大型报道活动。有人到我们农场来写一篇锦绣文章，需要几个了解当地情况、又多少有点墨水的人来为这次采访跑腿。我被荣选充当了一个角色。

    我干得相当卖力。一年多以后，我终于作为“农民通讯员”被“借调”县革委会宣传组搞新闻报道工作。按当时的有关规定，这本属“轮训”性质，每三个月换一个人，每月只发生活费。生活让我又走上了文字生涯。我知道，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决心紧紧地抓住它不放。当时，我因为身染了多年的血吸虫病，身体越来越差，若回农村，我自知无法靠劳动自食其力。

    我不分日夜，不分晴雨地奔波于全县的工厂、社队，拼命地在报纸、电台上，为我们县（也为我自己）争一席地盘，哪怕是“豆腐干”也好。没有多久，我就写了一些有分量的、被冠以“编者按”而放在头版头条的新闻。宣传组的所有领导和同志，直至整个县委、县革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我都极同情，极好。

    只要我的工作有了一点点成绩，他们就极力帮助我，年复一年地把我留了下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使我知道，世上不仅有无情的歧视，也有无法灭绝的人道。人世间温暖尚存。就是为了这个，我也不应懈怠。那些年，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所有的生产大队、厂矿、机关。我不仅写新闻报道，还要为各种会议包括计划生育等等写汇报、写总结。

    与此同时，我又开始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或“小说”只要能表现，我就尽量表现。这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些很有同情心的编辑，他们总是极力帮助我发稿。这一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到1975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个“自然减员顶补”的指标，成了一个有了“铁饭碗”的人。我紧紧地绷了将近五年的生活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

    不久以后，出现了文学解放运动，我无法制止自己不去觊觎大浪澎湃的文学新世界。我开始向我自己的生活靠拢的作品是风儿吹动我的船帆，写的是我中学时代的生活。到写小镇上的将军的时候，我的思想基本上放开了。

    在创作意图上，我所要极力表达的，是社会的变迁，人生的坎坷，人世间不会泯灭的善良和人道之心。寄了几个刊物，都被退回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多大希望了。偶然看到一本十月，说是面向全国青年，这样，我又把稿子寄给了十月，居然发表了；而且后来，居然得了奖；再后来，我居然成了一个专业文学作者了。想起来，真是一场梦，好像是上帝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切来得这样突然，因而也就显得非常偶然。但是，单单是“偶然”恐怕不足以把这一切解释得很完整。要是没有初中和下乡初期啃的那阵“书本”要是没有十几年来的不太顺利的际遇以及由此而给思想感情上的种种磨炼，那么，就是连这样微不足道的成功，也是绝不能想象的。

    我因此而感谢生活，感谢生活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