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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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

    他是这么说的。

    毕利在时间上患了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说他经常像新演员一样，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分。

    毕利于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纽约州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是个样子有趣的孩子，以后又成了个样子有趣的青年——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瓶子。他在埃廉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后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夜大学念了三个月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战争期间他父亲因为打猎出事而逝世。

    就这么回事。

    毕利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并被德军俘虏。他一九四五年光荣退伍后.重新进入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念到四年级时，他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产所有人的女儿订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他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进行医治。医院给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后就让他回家了。他和他未婚妻结了婚，完成了他的学业，由岳父帮他在埃廉市开业。埃廉这地方对从事验光配镜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通用锻铸公司就在那儿。每个职工都需要配一副安全眼镜，在进行生产的地方都得戴上它。这家锻铸公司在埃廉有六万八千名职工，需要大量的镜片和镜架。

    镜架能赚钱。

    毕利发了财。他有两个孩子，巴巴拉和罗伯特。他的女儿巴巴拉长大后嫁给了另一个配镜师，毕利也资助他开了业，毕利的儿子罗伯特在高中时老惹麻烦，但后来参加了著名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他改邪归正，成了一个好青年，正在越南打仗。

    一九六八年初，包括毕利在内的一批配镜师包了一架飞机从埃廉飞往蒙特利尔参加国际配镜师会议。飞机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除毕利外全部死亡。就这么回事。

    当毕利正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不料他的妻子却意外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去。

    就这么回事。

    在飞机撞毁后，毕利终于能回埃廉市自己的家里，过了一阵安静的日子。他头顶上有一块可怕的伤疤。他不再重操旧业。他请了个管家。女儿几乎每天到他这里来。

    后来，毕利事先也没讲一声，便到了纽约市，在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他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还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541号大众星1来的。他说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电影明星。

    1音译为特拉德麦多尔。作者在他的另一本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中说，特拉德麦多尔一字有两种含义：“我们大家”和“541号”

    一天夜里，埃廉市晚睡的人听到了毕利在广播中的讲话，其中一个人把这事告诉了毕利的女儿巴巴拉。巴巴拉大为不快，便和丈夫到纽约把毕利带回家。毕利和气地与女儿说，他在广播中的讲话都是真的。他说，在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被都架走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541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

    一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毕利写了一封信给埃廉市的新闻领袖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信中描述了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

    信上说他们有两英尺高，呈绿色，形如铅管。他们用吸盘吸在地上。他们的手臂极为柔软，通常都冲着天空。每只手臂的顶端有一只小手，掌心有一只绿眼。他们态度友好，能见到四维空间。他们为地球上的人只能见到三维空间而感到可惜。他们可以教给地球上的人许多奇妙的玩艺儿，特别是关于时间的概念。毕利应允他将在下一封信中谈谈这些奇妙的玩艺儿。

    第一封信发表时毕利正在写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541号大众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当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过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们送葬时哭泣是很愚蠢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541号大众星生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比方说像我们一下子看到落矶山脉一样。他们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而且可以见到他们感兴趣的任何时间。我们地球上的人认为时间好似一串念珠，一个紧挨一个，而且认为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幻觉。

    “当541号大众星牛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541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

    如此等等。

    毕利正在那空房子的地下室的娱乐室里写这封信。这一天是他的管家休息。娱乐室里有一架旧打字机。这东西很笨，与蓄电池一样重。毕利不便把它搬得很远，因此不能在别的地方而只好在娱乐室写这封信。

    加热器停了。一只老鼠把通恒温器的电线的绝缘层咬破了室内温度下降到华氏五十度，但是毕利一点没注意到冷，他还穿得很单薄。虽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仍然光着脚板穿着睡裤和睡衣。他那光着的脚板都已冻得又青又白。

    不过，毕利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团火正在燃烧着。毕利认为他把时间的真情告诉人们，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安慰，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上面的门铃响了又响。那是他女儿巴巴拉要进来。接着她用钥匙开了门，走过他头顶上那个房间的地板，喊着：“父亲呢？爸爸，你在哪里。”如此等等。

    毕利没有回答她，于是她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以为要见到他的尸体啦。后来她意想不到地朝那娱乐室望了一眼。

    “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回答？”巴巴拉站在娱乐室门口问道。她手里拿着当天下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毕利描述的541号大众星上朋友们的一封信。

    “我没听见。”毕利说。

    附带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年仅二十一岁的巴巴拉认为他父亲已经衰老了，其实他才四十六岁——他之所以衰老是由于他在飞机失事中脑部受了损伤。她也自认为是一家之长，因为她曾张罗母亲的葬礼，又曾为毕利找了一个管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而且巴巴拉和她的丈大还得照顾毕利商务上的事情，而这方面的事务是相当多的，因为毕利似乎已不再注意这些事了。如此年轻就承担这些重担使她成了一个饶舌的女人。同时毕利竭力想维护自己的威严，想说服巴巴拉和大家相信他不但一点儿不老，而且相反，正专心致志于比商务高尚得多的事。

    他认为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不亚于给地球上的人配矫正眼镜呢。毕利认为许多的人之所以迷惘、沉沦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的541号大众星上的朋友对事物看得那样透彻。

    “别骗我，爸爸，”巴巴拉说“我很清楚你听到我叫你的。”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腿和爱德华时代的大钢琴的腿相似。接着她为报纸上登的那封信大吵大闹。她说他正把自己和他的亲友变成笑柄。

    “父亲，父亲，父亲——”巴巴拉说“我们拿你怎么办呢？你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吗？”毕利的母亲仍然活着。她躺在埃廉市边缘被称之为松树丘的老人收容所的床上。

    “我的信里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么生气，”毕利问道。

    “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全是真的”毕利没有跟着发火。他从不生气，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很可爱的。

    “没有541号大众星这么一个行星嘛。”

    “如果你要问这件事，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地球上看不到它，”

    毕利说“从541号人众星上也看不到地球它，它们都很小，而且离得很远。”

    “你从哪儿找来541号大众星这么一个名字？”

    “住在那儿的生物是这么称呼它的。”

    “哦，上帝，”巴巴拉说，并且转过身来，用击掌表示自己的失败。“我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在飞机失事之前你从未讲过这事呢？”

    “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如此等等。毕利说他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一九四四年，远在他去541号大众星之前。541号大众星生物与他摆脱时间羁绊毫不相干。他们只能让他洞悉事物目前实际进行的情况。

    毕利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战时，毕利是随军牧师助理。美军里的牧师助理通常是个可笑的人物。毕利也不例外。他对伤害敌人或帮助朋友都同样无能为力。

    实际上，他没有朋友。他是牧师的随从，不指望提升或获得奖章，也不背枪，温顺地信仰那位可爱的基督，而大多数士兵对基督感到非常讨厌。

    毕利在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军事演习时，曾用防水的黑色小风琴演奏他童年时就熟悉的赞美歌。小风琴上有三十九个键盘和两个音柃——人声音栓和音节栓。毕利还负责保管一个手提祭坛——附有叠进式腿架的草绿色的公文箱。箱上衬着深红的长毛绒，长毛绒上镶着一个铝制的十字架和一本圣经。

    祭坛和小风琴是新泽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是这样的。

    有次进行演习时，毕利演奏强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这个歌子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541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

    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

    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

    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

    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

    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

    在他们流浪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

    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

    “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

    几天来他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毕利想就此罢休。他又冷又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他已是虽醒犹睡，虽行实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仍是走了站，站了走。

    他希望谁都别管他。“你们别管我，只顾朝前走吧。”他一再这样说。

    韦锐与毕利一样，是首次上战场。他也是顶替别人的。作为炮兵队的一员，他曾满腔怒火地帮着发射一颗炮弹——是从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筒里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发出开拉链似的吱吱声。一条二十英尺长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树木。火苗所到之处留下了黑色箭头，正好向德国人指出大炮隐蔽的地方。而这发炮弹并末击中目标。

    那没被击中的目标是一辆虎式坦克。它转动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头，于是开火啦。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

    就这么回事。

    罗兰韦锐只有十八岁，刚结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度过的不幸童年。他在匹兹堡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样洗来洗去，总洗不掉身上那股咸猪肉味。在匹兹堡别人常常对他感到非常乏味，谁也不愿与他为伍。

    韦锐感到别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

    他就按此方式行事。他与最终遭他痛打的人形成一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关系。他向他们谈起他父亲收集的刀枪、刑具、脚镣等等。韦锐的父亲是个装修水管的工人，他确实收集了这类东西，而且为它们保了四千美元的险。他在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

    许多收集这类东西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社团，他是其中一员。

    韦锐的父亲有一次给韦锐的母亲一副尚能使用的西班牙拇指夹刑具，作镇纸用。还有一次他给她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一个高一英尺的著名的“纽伦堡铁姑娘”的模型。真正的“铁姑娘”是种中世纪刑具，可以说是外形像女人的一座锅炉，里面布满了铁钉。女人的正面有两扇带铰链的门。犯人放进去以后，门就慢慢地关起来。正对着犯人眼睛的地方有两只特大的钉子。锅炉的底部有一条血槽，排出全部血水。

    就这么回事。

    韦锐曾经向毕利皮尔格里姆谈起“铁姑娘”谈起它底部的那条血槽及其用途。他还对毕利谈到达姆弹1。他还谈到他父亲的大口径小型手枪，这种枪可以放在背心口袋里，但却可以在人身上打出一个大洞“一只大蝙蝠在它里面飞都碰不到翅膀”

    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软头子弹。

    一次韦锐高傲地与毕利打赌，说他肯定不知道血槽为何物。

    毕利猜想那就是“铁姑娘”底下的那条血槽，但是不对。所谓血槽就是剑或刺刀上的那道浅槽。

    韦锐向毕利谈到他在书上读到，在电影上见到，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巧妙的酷刑——还有他自己发明的刑罚。他的一个发明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他问毕利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毕利答不上来。原来正确的答案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蚁冢上，知道吗？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螯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就这么回事。

    此刻，当韦锐与毕利和侦察兵等人遭到射击后躺在战壕里时，他让毕利仔细端详他的匕首。这把匕首不是政府发的，而是他父亲给他的礼物。刀口长十英寸，它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匕首的柄上有一串铜环，韦锐粗壮的指头就套在这些圆环中。这些圆环很不平常，它的四周还有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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