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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很不愿意在这本书里写上宋高赵构宗这一章的。我一直对他的南避耿耿于怀,早在大学时代,我就不愿意看宋史的这一章节。当然了,对于这个皇帝,我也并非一味地恨他,都已逝去一千多年的古人了,再多的恨意也早已淡泊了,这份淡泊有时候转而为一种纪念,一份谅解了。也因为这份谅解,才促使我写下“行都口敕教留下”这一章节的。
史书的介绍大同小异:宋高宗(1107—1187)南宋皇帝。名赵构。徽宗子。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俘徽、钦二宗北去后,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拒绝主战派抗金主张,南逃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定都,建立南宋政权。统治期间,虽迫于形势以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但重用投降派秦桧。后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杀害岳飞于风波亭。1161年,金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南侵。高宗以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强烈反对。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传位于孝宗,自称太上皇。1187年,病逝与临安宫中的德寿殿,终年八十一岁,葬于永思陵。着有翰墨志。
作为一个皇帝,宋高宗是失败的,每每被人提及岳飞的被害,没人不痛恨他的。也许,大多人都以为陷害岳飞的人是秦桧。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只骂奸臣,不骂昏君”因此把杀害岳飞的罪责完全归于秦桧等人。当然,秦桧杀害岳飞卖国投降,是历史的罪人。而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宋高宗理应负主要罪责!明朝时已有人追究家高宗的罪责。据岳庙志略记载,高启有诗说:“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明文征明的满江红说得更清楚:“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是啊,区区一个秦桧,若无皇帝作背景,他又能逞什么能!事实上,宋高宗亲自下过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他先后三次下旨杀人了。第一次杀张邦昌等降金汉奸。第二次杀曾反对罢免李纲的陈东和欧阳沏;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当皇帝,欧阳沏上书涉及宫闱丑闻。二人被杀后,宋高宗很快后悔,派人祭墓,并追赠二人官职。第三次是1141年杀岳飞、岳云、张宪。
宋帝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一祖八宗均喜翰墨,高宗学识尤其高深,根据文献记载:庆元元年(1195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寮奏闻:“高宗皇帝谕宰臣鼎曰:‘脱居宫禁中,自有日课,早阅章疏,午后读春秋史记,夜读尚书’”可见他是个非常用功读书做学问的人,书法造诣颇高,他曾说:“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型,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明书法家吴宽在跋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说:“宋高宗万几之暇,喜书经文,尝曰:‘写字当写经书,不为学字,又得经书不忘’,曾写有十三经,刻石禁中予所见真迹颇多,每十篇一卷,虚其左,令马和之补图。”高宗亦曾临王羲之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此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不易分别,于此不无关联。高宗重视法书,宋靖康(1126年)乱后,御府皇室所藏宸翰丧失殆尽,高宗努力搜集,广利寺住持净昙法师在绍兴三年(1133年)夏,把宸奎阁所藏宸翰悉数献出,高宗命米友仁(1086-1165)鉴定并书跋,对书法之护持贡献良多,而对净昙法师特下诏书,赐良田一千二百亩,又亲书“佛顶光明”四字赐之。
宋高宗作为一个皇帝,对我们后人来说确实是不愿提及的,但他作为一书家,一个诗人,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亲切与亲近。尤其是他对西溪的贡献,更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人文景观。如至今仍保留的“留下”、“替道”、“禁酒牌”、龙归院、庙坞等等,无不跟他有关。如果没有他的圣旨口,也许,留下也就不成为留下了,替道也无道可走,禁酒牌更是无从说起,百姓也享受不到免去酒税的福份。龙归坞无龙可归,洞霄宫可无道可通,西溪的文化史上,也留不下这位昏庸皇帝的行踪与史迹。因了有这位皇帝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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