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及意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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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这也有当时所能接触的西学书籍以科技为主，社会科学书籍绝少的原因。及至堪称中国首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严复出现，反思为之深入。甲午之败促使严复运用其西学背景分析国家贫弱根源，他认定西学要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然中西之大相径庭，乃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自由，缺乏科学精神。这已深入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文化上落后，必须变革的思想逐渐广为流传，成为常识。蒋廷黻写于抗战中的中国近代史，归结鸦片战争的三大败因，条条与传统文化有关。前述当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带有严复的烙印。

    如不以落后、守旧等粗暴词汇斥责，严复晚年的转变有深刻的内在理路。严复总不忘强调现代化绝非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走不通。严复提出“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等主张，即想从根本上为传统文化找到通向现代化之路。严复的失误似在于启蒙定位的偏差。他的译作追求文言古雅，虽在士大夫中产生巨大影响，对中下层却影响有限，直接导致其主张无法落实。严复对民众素质一直深感忧虑，认为不足以实行共和。这一精英思路浸染后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后者就以此为据呼唤强者出现，同严复如出一辙。顺带提及，蒋廷黻总结的三大败因也条条针对士大夫，隐约有严复的影子。

    毫无疑问“老调子已经唱完”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固步自封只能使传统文化灭亡。由于地缘、心理、性格、经济等诸多原因，传统文化有其弱点，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它的很多内容无论初衷如何，因为被专制统治者滥用，的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况且，它只能被滥用，且成为专制统治的解释工具，也表明其自身需要革新。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全面的批判是必要的。通过对家族本位，对三纲五常，对女性观念的深刻批判，普及白话文，推行言文合一，功莫大焉。五四的影响相当之大，从此以后批判传统文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是“原罪”五四宣传的科学与民主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无，它们的传入产生了积极作用。

    武断在所难免。五四有一味把传统文化视作现代化的障碍，非铲除干净不可的缺点。也存在把传统文化看作整体一块，忽略晚明从儒学内部发生的转变。对古人须抱有“了解的同情”历史一再表明，不管对现代化持何种立场，处于中国的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这一巨大存在。光拒斥不行。传统文化不能自发产生现代化，不等于只能抛弃它。努力引入新的价值是当务之急，但也应了解，新价值只有同原有价值融会，才能真正深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子是糟粕，但其核心儒学价值不能简单说成专制的帮凶。相反，儒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处，它相当程度地阻碍了皇权过分扩张。像孟子民本主义虽和民主主义有本质之别，却未必不能转化。晚明从儒学内部发生的转变虽不能直接和现代化相联系，但也有是相当有用的资源。

    “传统的现代转化”并非易事。文化是整体性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固然好，实际具体操作过程中却有各种困难。试图“嫁接”时万不可强套西方模式。比如从前执著于人类社会五阶段论，非以英国近代化模式解释明清江南商业模式，断定经过缓慢发展，中国亦会走向资本主义。这样的“内化”不切实际，而且越来越玄，资本主义萌芽不但有明清说，更有学者提出战国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完全忽略近现代化由西方首先发动。这些应予以扬弃。

    另一方面，近年来针对五四激进反传统态度的反思，重新发掘王国维、杜亚泉、陈寅恪等人的价值是有益的。但由此否定五四，一概斥为激进浮躁，过分强调复兴传统文化，高唱东方精神文明补救西方物质文明，无疑失之偏颇。除非根本不承认现代化，否则不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梳理批判，不可能实现“现代转化”何况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重大区别这一范式，经由五四得以界定，并生发出各种千差万别的思潮，关键是今天必须摒弃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划分。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完全排除西方文化的成分；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遵循五四开创的民主科学道路，继续积极引入西学，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造培植新传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大约是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