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英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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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

    继恋曲1980后，罗大佑创作了他恋曲系列中的第二首：恋曲1990。浓郁的抒情，万分的惆怅“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说是“难舍”其实已然失去，再也追不回来。它和你的样子里“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一道成为名句。明天的太阳则比较柔和。从蒲公英到稻草人再到明天的太阳，我们发现罗大佑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歌往往是充满希望的。这应该是有意为之。

    爱人同志是罗大佑厚积薄发的经典作品，也是他最热销的唱片，短短几天就卖出20万张。

    （三）

    爱人同志其实有描摹“黄种人整体处境”的野心，而1988年罗大佑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标志着他要运作一整套“制度”去完成这一庞大的使命。1989年底罗大佑出了两张情歌罗大佑。

    “我看着这个城市，惊异地感觉到她的成长，不论那样的过程是多少的挫折，悲伤、怨忿、愤怒与矛盾的爱恨，但是回头一望而看到那些历历可数的剪贴式的心灵的血泪所绘成的图案时，突然那多年不见的使命感就这么无情的冒了上来。”

    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在一张名为“情歌”的专辑文案内写这样的句子。整套专辑的企划方向看似有从爱人同志的黑色激愤回退至柔情的意味，但这样的文案又向人们昭示：罗大佑的歌绝非“情歌”所能概括的，即便是地道的“情歌”例如恋曲1980，刚出来时就有党外人士表示惊讶。情歌罗大佑是一个总结，一次展望。同年罗大佑还在东方日报撰写专栏，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纵论两岸三地时事政治，颇受瞩目。

    在1991和1992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罗大佑接连推出了三张专辑：粤语专辑皇后大道东、台语专辑原乡、粤语专辑首都。它们被称作“中国三部曲”

    皇后大道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众多巨星，不少又是电影主题曲，市场反响极为热烈，仅仅三星期便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这的确令人惊佩。当时的香港跟风欧美，不思进取，多的是儿女情长式的小调，缺乏大气、严肃的原创音乐。皇后大道东牢牢抓住了港人对九七既担忧又想展望的心态，成功引发了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冷暖气候同样影响这都市，但是换季可能靠特异人士”罗大佑唱道。专辑主打歌皇后大道东是讽刺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大甩手”政策“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名字”可谓入木三分。飞车中的电子节奏今天看来或许落伍，但其编曲功力不容置疑，而歌词的犀利，讽刺香港社会的种种及时行乐的乱象，什么“坦克战车，历史的风貌”“房车房车，资产派头”“时代时代跑得太快赶不及时间”等等，也痛快淋漓。不过这张专辑中的情歌带着淡淡的哀愁，一丝丝无奈。两种风格的碰撞显得非常扎眼。

    这一年罗大佑还创作了轰动一时并传唱至今的东方之珠。这首歌充分体现了罗大佑在中西方之间摸索的成果。第一段是地道的中国五声音阶“小河弯弯向东流”一开始就带出了幅苍凉悠远的场景。这段结束，到了“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忽然转为规矩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做法。从前奏到高潮，做法不同，却天衣无缝，极为和谐。

    作为“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皇后大道东的黄种人意识不是非常明确，还处于探索阶段。罗大佑随即出版了饱受争议的原乡专辑。由于闽南语有九声，这样的歌词创作并非罗大佑所长，因此专辑中闽南语歌词多出自李坤城之手。

    原乡上市后台湾著名乐评人翁嘉铭立即写了朦胧摇摆不独不统——出杂烩派予以批评。翁认为“重视词作的历史感，是罗大佑歌曲创作的一贯风格”在“老罗大佑”的几张专辑中这表现地尤为出色，但原乡却“添加了因台湾社会变迁所衍生出的怪诞现象，对未来则一厢情愿地总结在必须同心协力、明天会更好的梦幻式展望”尽管歌词并非罗大佑所写，然而“他会接受便表示在最保守的层面，是认同的”最令翁不满的是原乡“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是朦胧的、摇摆的、不统、不独的”令人称奇的是，与翁的观点相反，大陆有人却认为原乡有台独倾向。

    笔者无意判定孰对孰错，只是想说，据我的解读，原乡意在描摹台湾移民的历史和心境，既不摇摆，也不台独。我们不妨看看原乡i。“茫茫原乡对唐山，摇摇摆摆辞海岸”这是写先民从唐山告别故乡的悲惨景象；“血汗无情，俭肠捏肚，为求生存找家园”这是写先民来到台湾后的艰难奋斗；“春情思乡，秋魂心悲，久年吃苦望天助”这是在写一代人的思乡情切整首歌笼罩着一股浓厚的漂泊感，显然这种“摇摆”同翁所谓的摇摆毫无一致。而在原乡ii里罗大佑沉痛地描写了日占期间的台湾境况“糟蹋刁难半世纪，喊来搧去数百年，连回的冤屈孤儿的身命，拖磨着惊为什么”这又怎么能说是台独呢？当然，专辑里有愤怒，也有讽刺。比如火车的“台湾仔为着战争，移民过海逃生，一箍番薯发万千条根，众人相竞起灵”但这明明是讥讽两岸的意识形态政策，同余光中“不要因为五十年的政治斩断五千年的文化”没有本质区别。再比如大家免着惊的“今嘛这个世界亲像当在变，爱靠台湾同胞做主来表现”粗看是在指责大陆的世情，好像有些台独的意思，实际上罗大佑是在抒发对“台湾同胞”这一定位的不满。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当一个四川籍的“台湾同胞”回归故里，故乡人仅仅把他当成外人，是“同胞”这种“多余人”的感觉将多么心痛！

    原乡是一次可贵的探索，是深沉的吟唱，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刻画。

    1992年首都专辑的问世标志着罗大佑“中国三部曲”的功德圆满，他叙述“黄种人整体处境”的野心就此完全落实。有趣的是，罗大佑把毛泽东、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的脸各取三分之一拼凑成略显滑稽的封面，这是有一定含义的。

    “五千年之后，首都的门终于慢慢开启。”罗大佑写道“‘动了，它终于动了！’每个人内心嘶喊，血液内屏息以待。”无论是亲亲表哥对香港回归前后的诸多现象入木三分的观察，主打歌对现代化冲击下的古老皇朝的描摹，还是首都的封面、首都的文案，都再次向我们昭示罗大佑和政治、历史牵扯不清的紧张关系。

    罗大佑最近一张极具影响力的专辑当属恋曲2000。在文案中他对恋曲系列作了回顾——

    百年一个世纪六年一阙恋曲

    公元1982，之乎者也开始我们的恋曲一九八

    公元1988，爱人同志预言世情幻化恋曲一九九

    公元1994，恋曲二寻索黄面孔的来影去踪。

    还有六年，公元2000

    在花比傲的鼎力协作下，这自然又是一张颇为经典专辑。与前两首“恋曲”相比，恋曲2000的背景、内容更为广阔深沉，融入了罗大佑愈加深邃的视野。罗大佑似乎总抹不去追寻“黄面孔的来影去踪”的关怀，这也是他和一般流行歌手的本质区别。专辑里不但收录了天雨上海夜大地的孩子等脍炙人口的名作，还有显得有点“扎眼”的台北红玫瑰。这是对台北“性产业”中里的那些女性的哀叹，对都市文明的无奈和批判。这类歌曲在流行音乐中是颇少见的，熊天平曾写过买一杯娇柔，但批判力度未能企及。

    （四）

    试图全面评价罗大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不仅因为资料繁多、众说纷纭，也因为当事人仍以某种方式活跃在公众舞台上。现在就来搞“定论”之类的东西，为时尚早。但流行音乐的特质决定了它更新换代的迅速性，在快跨入唱片工业，整个行业完全纳入成熟的商业运作后“各领风骚若干月”的场景早就屡见不鲜“罗大佑时代”已悄然远去，一段“历史的距离”隐隐拉开。故此我不嫌浅陋，略作一番肤浅的评析。

    罗大佑的“暴得大名”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厚积薄发。与如今刻意的“造星”不同，生于医学世家的罗大佑虽然六岁就开始弹钢琴，十一二岁时便聆听了很多英文歌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想过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回想这段岁月，罗大佑认为花十几年搞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是值得的，即便是浪费光阴，也是人生必要的代价，关键是你有了明确定位，有了目标。最能体现罗大佑“十年磨一剑”的，是他早期的童年和乡愁四韵。前者花了四年，后者则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如此精雕细琢在今天功利泛滥的流行乐坛上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正是这个缘故，使得罗大佑能牢牢捕捉青年的脉搏，唱出最真切的呐喊。

    罗大佑之所以能一炮而红，还同台湾窒闷的环境有关。当时的宝岛一边是工业文明呼啸而至，传统纽带支离破碎，一边却是意识形态的巨大阴霾，思想观念死气沉沉。众口一词的说教同物欲横流的现实形成极度反差，信仰的集体丧失、道德的整体滑坡，令刚刚享受物质舒适的人们无所适从。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大佑的电吉他划破长空，嘶哑出人们内心的怅然。歌声里没有答案，但在重重禁锢的年代里，敢于唱出心底的迷茫，敢于讥讽乱象，就足以成为英雄。何况，罗大佑不乏深刻。

    如同一切爆发终将归于沉寂，1985年的“出走”对于“愤青”罗大佑来说意味着寻找新的坐标，也意味着一次转折，一个分水岭。在纽约深切感受到黄种人的处境后，罗大佑的创作明显融合了更多东方传统音乐的元素。这使他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韵。

    应该说罗大佑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异数”他不该仅仅被定位于“港台文化”的范畴，罗大佑更是中国流行文化里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实，以“港台文化”概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两地的文化是有笼统之嫌的。尽管文革之初香港不乏有声有色的左倾思潮，但总体而言，香港文化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乃至才子文化，其重要特征是和政治关系甚浅。只有在此环境里，方能产生董桥这样比较纯粹的散文家。台湾则不同。一面是没有香港殖民文化的过度渗入，没有大陆长期的愚民政策和十年文革，台湾的传统文化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流行文化被很好地保存并继承下来；另一面是没有香港的言论自由，当局对思想的控制极为严厉，这使台湾文化带有浓重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文学大师余光中就有不少作品和政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名诗黑天使。前面提到的李双泽，如果结合当时微妙的社会风气，他的那番言论也很有回味空间。更不必说李宗盛那首梦醒时分所蕴含的社会意识的觉醒。巧合的是，文革结束后也正是台湾“戒严”日益松动的岁月，大陆引进的一些台湾校园歌曲能如此贴近听众心灵，在海峡两岸均大获成功，有着耐人寻味的原因。

    这正是罗大佑赖以生存、成长的基础，他对文化时政一如既往的强烈关注，对世道人心持续不断的强烈批判，是不能与这个大背景分离的。一旦这个背景变迁，那种知识分子式的自省企图被纳入到娱乐圈的精密操作后，便会彻底丧失存在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大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