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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校平顶山市一中,留给我记忆最多的应该是几位老师。其中使我受益终生的是张连庆老师,在二十年前,我就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的班主任老师,不知道他是否看到过。去年,当我把过去二十年来写的散文收集在磊子散文集里出版后,曾经想抽暇到郑州去再找找他,送给他一本。不曾想,书刚出来不久,就听到一位也曾是他的学生的同事说张老师已经故去了。怅然良久,怏怏而罢。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似乎就表现出了某种写作的天赋,这使得我在今后的求学生涯中一直成为语文老师所钟爱的对像,而数理化老师则普遍对我嗤之以鼻。记得刚到一中上学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辛老师,大约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一生气鼻子就显得特别红。那个时候是文革后期,天天都在号召学黄帅反潮流,学校里特别乱,老师也不敢管,有些不那么负责任的老师,往往是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征求学生的意见,今天讲不讲,如果学生说不讲,他便拿起教案扬长而去了。可是辛老师却不同,每次上课仍然是讲得非常认真,不管学生在下面如何捣乱,都要坚持把内容讲完,因此很不招学生待见。但我还是很感激他,现在仍能回忆起他拿着我的作文在讲堂上作范文来读的情景,真是幸福极了。初中的三年中,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是刘淑兰老师,她是教数学的,对班级的管理尽心尽力,很负责任。但我对数学并不感兴趣,因此留给这位老师的印象并不好。所以一直到初中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才被光荣地吸收进了红卫兵组织。因为觉得有些丢人,集体的宣誓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了。事后刘老师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不热心加入组织提出了批评。刘老师最终愿意让我这个比较落后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还缘起于这样一件事情:那时,社会上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活动,毛主席说过,宋江是个投降派,投降之后就去打方腊,因此应该受到批判。学校当然也不例外,有一天,刘老师不知听谁说我有画画的特长,便叫陈班长交给我一项光荣的任务,画三张批水浒的连环画。陈班长是刘老师一直倚重的女生,本来这个任务是交给她的,总共要画二十多幅,陈班长大概是嫌任务过于繁重,就提出让我分担一些,刘老师慎重地想了想,只同意交给我三幅。我那时除了对作文感兴趣之外,对画画也是情有独钟的,业余时间还拜了一位八中的美术老师教我学画。因此这三幅画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而且,为了好好表现一下自己,我也确实是用了心的,把自己当时所掌握的全部本领都用上了。后来,这些画交出去后就贴在我们教室楼的窗子下面,很长的一排,我的最后三幅与陈班长画的十几幅贴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从构图到线条再到形像,都明显高出许多,成为了轰动校园的一件事情。学校美术组的郭老师看了,当即就找到了我,要我加入学校的美术组。但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学生,在美术组待了没几天,受不了约束,就自动脱离了。好脾气的郭老师倒也没再找过我。
回顾整个中学时代,我除了如痴如迷地读过一些课外书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几次分班我都被分在比较落后的班级里,浑浑噩噩,只等拿到一张毕业证书,然后到社会上去撒欢儿。现在想来,先后给我留下印象的除了还有教语文的何老师、冯老师和一位至今我已经忘记他姓氏的一位操广西口音的老师之外,当数教地理的闵老师和教历史的王老师,闵老师瘦瘦的,满头银发,曾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班主任,非常严厉的样子,而个子不高的王老师则教我们历史,是个很固执的老头,对历史教学一丝不苟,不允许我们有丝毫发挥。而我又是一个太爱发挥学生,总不愿照本宣科,因此很受过王老师的一些批评,不过在高考中,我的历史也是受益比较大的。谈到看课外书,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好像还是在我上初中时,我当时已经迷恋上了三国演义,天天看得是欲罢而不能。有一次,在写语文作业时,我忽然有所感慨,就套用了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的结束语“几郡城池无我分,一场辛苦为谁忙!”将其改为“六门功课全不会,一场辛苦为谁忙”结果不知被谁上报到了管教学的郭副校长的耳朵里,有一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郭校长就引用了这句话,大意是说,现在,有些学生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六门功课全不会,一场辛苦为谁忙”的思想,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坐在下面顿时呆若木鸡,连脸红了没红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