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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电话说,村子里又要征地了,这一次家里的地都要收去起高楼。电话那头,母亲显得很焦急而无奈,面临即将失去的土地,母亲的心情隔着电话我也能触摸到那份不舍与哀伤。
当我顶着烈日赶回村子,已是中午时分了。两个月没回娘家了,这个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村子,在我的面前显得越发地陌生与遥远了。集居点的楼房盖了一幢又一幢,大幅的家居装饰广告牌已树到村口的桥边。田野在萎缩,绿色在流逝,楼房和水泥路像装甲车似的挺进村子。那些琉璃瓦和钢窗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眼的光芒,一直刺到我的心里
离开村子,离开母亲生活已经十多年了,可故乡的小村庄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风景。每隔一两个月总要回去一趟,看看老爸老妈,看看那片熟悉的土地,呼吸一下乡野青青的气息。一条大河穿过村子,大河就在母亲家的屋后。小时候,我总爱趴在窗口看大河里来往的船只,偶尔看到装满嫁妆的红船便会冲出去,追着船跑很远、很远
母亲坐在门口的矮凳子上,视线停留在屋前的那亩庄稼地上,目光摩挲着油绿的大豆枝叶。那些大豆长势真好,几场雨后枝叶腾腾地往上窜,上次回来是还是匍匐在地面的小矮苗,如今有些已开出灰紫的小花来。微风过处,摇曳生姿,绿波荡漾,煞是好看。
母亲告诉我,新农村集居点要扩建了,这一次要建十几幢小高层,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保不住了。其实,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早就让她把地让了给别人种,可她愣是不肯。她说没田了,米呀、油呀都要买太费钱了,再说买的没有家里种的放心、好吃。母亲和退休的父亲把这点土地守得很好,一熟稻子,一熟油菜,房前屋后拾掇出的小块地都种上瓜果蔬菜,玉米、红薯、豌豆、赤豆什么的也是少不了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爱吃这些杂粮呢。父亲是煤矿工人退休,而母亲做了一辈子农民,土地总能在她的经营下源源不断地奉献出果实来,一年四季,我和哥哥家都能吃到父母种的新鲜的果蔬,哥哥家的粮油也是他们从田里收上来送去的。因为有田地,父亲、母亲难得闲着。早晨,父亲一起床,脸都不洗就会趿着拖鞋在田边转悠几圈,什么也不做,就是看看田货,仿佛是每天与庄稼的约会。母亲是个劳碌的人,一睁开眼就开始劳作了,因着母亲的勤劳,家里的庄稼总长得比人家的壮实,田地也收拾得特别的清爽。母亲常说:“孩子是自己家的好,田货也要人家傲。”(“傲”是我们的方言,是“夸奖”的意思。)在她眼里,土地和孩子一样重要,一样可亲。
村干部来了,向我们宣传着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传达着政府的规划。原来,大河北面的大片土地已被开发,引进项目,要开工厂。其实,工厂早就开了好多家了。只是村民们守着剩余的一点土地不愿离开而已。这一次,那些坚守的村民都要纳入“失地农民”的行列了,他们必须拆迁搬到大河的南边来住了。当我问及先前起的单门独院的连体别墅有多少农民搬进去住了,村主任愣了一下,答道:“住不住是他们自己的事,卖不卖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我笑了,因为我知道没有几个地道的农民住得起,他们拿到房子基本是转卖了,撰上三四万,依旧守着老屋过着旧日子。我问村官,那些大河北面的村民,那些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农民,要他们离开土地搬到高楼里去住,他们愿意吗?他们家的钉耙锄头、缸缸坛坛、鸡鸭猪狗怎么办?村主任苦笑一番,那表情很是复杂和难懂,他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考虑到了,早就反映了,可是政府的建设重要啊!”我知道,他说这话有些违心,但他必须这么说。我不想去反驳他的冠冕之词,我知道他们这些村干部早已焦头烂额,征地、搬迁,许多困难已折磨他们很痛苦了。可是,我不得不为和我母亲一样的已经失去和即将失去土地的村民们担忧了。虽然,一亩地政府一次性补贴两万多元钱,可是这些钱之于土地每一季、每一年的收获,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许年轻的可以去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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