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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四，小年夜。我和黄校长决定去看望一下退休的卞国华老校长，一方面是代表学校去慰问退休老干部，另一个原因是听说老校长身体每况愈下，作为曾经深受他关心、爱护的晚辈，真该去看望一下，有一份感激永不磨灭。
大街上弥漫着浓浓的年味，穿梭往来的车辆和行人让原本不宽绰的道路更是拥挤。当我们终于到达碧霞校区，敲开那扇久违的围墙门时，却发现家中无人，电话也无人应答。几番电话，才知道，卞校长今天又一个人偷偷溜走，忘记了回家的路，被一个老同事看到，通知家人去影剧院附近接他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一怔：看来，卞校长的病情越发严重了！前不久，听他儿子说，他已经不认识家里人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多年来坚持阅读、写作、思考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不忍心用“老年**症”这个字眼扣在我向来尊敬和感激的老校长头上，且说这个“阿尔滋海默症”为何如此残酷，如此冷漠，要入侵这样一个教育的忠实信徒？
等了十来分钟，远远看到巷子远处两个老人蹒跚过来，是卞校长夫妇。卞校长的爱人叫张云琴，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教师，曾经是个高大、健硕的女人，工作中风风火火，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力气，经不住岁月的风霜侵袭，而今显得枯瘦而疲倦。她搀在手中的，步履僵硬、神情木然的老人就是卞校长吗？
我们迎过去，招呼卞校长和张老师，张老师远远看见我们，显得有些激动：“你们怎么来了，让你们等了吧？”说罢，把我们邀进狭小的院子。
“卞国华，你认识这是哪个啊？”张老师指着同去的黄校长用她惯有的南通方言问道。
“卞校长，你晓得我是哪个？”黄校长也凑到卞校长近前，像在试探一个孩子。那样子，看着叫人心酸。
卞校长微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不假思索地说：“你是黄托。”也是南通话，边说他的嘴角露出一抹纯真的微笑，显得很开心。
听到他的正确回答，我们都很惊喜。
“卞校长，你记得我是谁呢？”我迫切地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他不记得我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楞了一下：“你是顾，顾新红。”嘴角再次浮出那抹无邪的笑。
“你记得我是教什么学科的？”我追问道。
“你是教语文的。”卞校长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微笑。
卞校长还记得我！那一刻，我仿佛中了奖似的无比欣喜和激动。他已记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了，可是他记得我们曾经的两个小字辈！
显然，他虽然记得我们的名字，但他真的不是那个思维敏捷，口若悬河的卞校长了。我们围坐在客厅的方桌旁，听张老师讲卞校长的情况。他一直默默地坐在桌边，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脸的无辜，只是偶尔吐出几个简单的字。对我们的问话，大都以一个“嗯”字或者一个微笑的表情来应答。
从张老师的口中，我听出了张老师对阿尔滋海默症的恐怖与无奈，听出了那份不离不弃的坚守和艰辛。最近，卞校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有些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别人无法走进患病者空洞而迷茫的内心。这些举动，让我难以理解和相信，因为他曾经是那样矍铄和睿智。
这些日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烦躁，总想溜出去，每天家人对他寸步不离。今天趁着老伴儿洗碗的当儿，他竟然把锁敲断，溜出去几里路。仿佛在逃避什么，又仿佛在寻找什么，有一种力量驱使他要出走，出走。
他还常常冷不丁地打人，打完了就忘了，还说是别人打的他。是有些什么情绪无法表达或者已经忘记如何表达，只能生气，只能使粗，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些天，他把自己这一生发表的文章，写的稿子全部找出来，天天捧到东，捧到西，不许任何人碰。我们看到桌旁的椅子上果真整齐地摆着一沓杂志和稿纸，有一尺多厚，都是卞校长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最上面盖了一张纸，纸上写了几句话：“我是卞国华，我是校长，我写的文章最多，我挨打得最多。”许多过往的人和事他都忘了，只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这个伴随他一生的符号；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这个让他奉献了一生的职业；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荣耀，几十篇的论文是他对教育的思索与回馈；他没有忘记文革期间遭受的屈辱，他用即将消失的记忆和书写能力刻画了毕生的疼痛。看着那依然苍劲潇洒的字，一股难以描状的酸涩在心中翻腾、上涌。
我的印象中，卞校长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人。听说他本是南京人，父母是高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早早离世了，而二十出头的他被下放到如东丰利那个偏僻的小村落当了教师，这一“放”就是此生余年，他再也没有回到南京。
八十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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