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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我大秦之所以能成功变法，关键在于保密。我们切断了对外界的一切消息，将自己从六国的纷争中抽离出来，秘密进行变法。否则，他国会坐视你们变法成功吗？恐怕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挠变法进程。譬如韩国因攻打齐国之举引起魏国警觉，导致其变法未能彻底完成。
所以，商鞅为防止信息泄露，禁止秦人从事商业活动，并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在秦国境内的经营区域，只允许他们在限定区域内与秦国官员交易。也就是由国家作为中介，与六国商人进行官方贸易，然后再通过官方渠道销售给国内百姓，以此隔绝商人之间的交流，确保变法机密不被外泄。
变法成功的秦国定都咸阳后，吸引了大量六国商人前来投资，使咸阳迅速崛起成为可与齐国临淄、魏国安邑相媲美的商业重镇。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选择秦国，恰恰说明秦国并非排斥商人，而是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以防国家机密泄露。
儒家学派往往无法洞察其中玄妙，仅看到表面现象。实际上，商鞅的变法如同兵家谋略一般，每一步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一旦行差踏错，变法便会功亏一篑。”
“说得没错，商君确是一代奇才。”
“法家与儒墨道三家还有一个显着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寻求共赢。儒家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君王施政得当，人民自然会受益。这种思维并未站在人民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故缺乏实际操作性。
墨家则立足于底层平民的角度，整套理论体系致力于保障百姓获取人权与利益。但这样一来，极大地压缩了贵族和君王的利益空间，要知道，在当时社会，他们是权力的核心，若不顾及他们的利益，他们怎会支持变法？
道家主张小国寡民，提倡人们减少欲望以求社会安定和谐，各安其分，互不侵犯。但在现实世界中，强者必然会影响弱者，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单纯强调减少欲望并无实际意义。
法家所提倡的正是‘双赢’！一个社会稳定进步的基础，绝对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比如，如果一部法律过度偏袒底层民众，却忽视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那么这些权贵凭什么还要花力气去管理国家？不如自己做点小生意算了。如此一来，商业停滞，商品流通受阻，甚至商人不再雇佣工人，许多人失去生活保障，国家也将丧失活力，距离衰败不远矣。
因此，一个有效的制度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共赢。君主渴望建立强大的国家，不受外来侵犯，内部臣民不生叛乱；贵族希望君王公正对待，从民众那里获得应有的回报；民众则期望温饱无忧，免于战乱流离，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如何让君主、贵族和民众达成共识？答案便是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制度’。这便是法家治国原则：应时而变，治国无定式，便国不循古！”
“应时而变，治国无定式，便国不循古！”嬴政再次沉吟。
“辰儿，这句话孤怎么没听说过？法家有这样的原则吗？莫非你是编造的？”
“额………”
真的没有吗？
应该有的吧！
管它呢，就算没有，今天之后就有了。
“父皇，这些细枝末节不必过于纠结。法家当然有这个原则，可能您未曾留意罢了。”
嬴政瞪了赵辰一眼，心中暗自疑惑：你该不会是在糊弄朕吧！
“那你说说，这话究竟是何意？”
“这有何难理解？其含义就是法律不能僵化不变。每个时期，都要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治理国家要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而不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在法制建设上，应当废除过时无效的旧律，对当下社会有害无益的法律均需废弃，不能一味沿用先人的治国方法。”
就是这个观点，也被一些曲解的儒者论调为，法律日日都在变卦，只要不合权贵之意，便可随意更迭。
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法家的核心理念是，只有当旧法引发了民愤和不满时，才应当迅速寻求变革，而非依据权贵们的私利来改动。相反，法律的存在恰恰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而进行变革。
然而权贵阶层并不愿意看到变化，因为每变动一次，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受损一分。
以当前的大秦为例，法律确实应当持续革新，因为大秦每日都在强盛，每日都在进步，许多原有的律法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的大秦，甚至已落后于大秦的发展步伐。”
“嗯，原来如此！”
嬴政突然有所领悟。
“父皇，何出此言？”
“经你这么一解析，朕豁然开朗，这几个月以来大秦的变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状，朕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却又难以捉摸。
如今你这一提点，朕明白了，是法律层面出现了滞后，或者说，很多律法跟不上如今大秦的发展速度了。
比如商税问题，商人按照现行商税得以改变地位，但若他们偷逃税款，再依照过去的处罚标准显然过轻，毕竟现在商人的地位已有提升，对应的法律也应随之调整。
再如农业方面，田地实行摊丁入亩，农具改革促使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高涨，但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这也是不妥之处。
之前朕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辰儿你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是法律体系出现了缺失，必须要修订完善了。”
“父皇能理解就好！
这就是法家精神，说实话，我很敬佩法家先贤们的战略眼光：法家的一切作为，都指向一个目标——大局为重！
古人云：“大仁不拘小节”、“因小失大”、“贪小便宜吃大亏”，而儒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局部、片面的问题，忽视整体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