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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青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