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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篇跟树有关的文章，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隐隐欣悦。换句话说，这是一件我期待中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文章早在暗暗地等着我写。我清楚记得，大约十几年前“天堂作家”裘山山从云南采风回来，做了一篇一路有树的散文，文章出来后，我没有及时看到，等看到时我已身在西藏，那是个“一路无树”的神秘之地。世界屋脊。一篇玲珑散文能够给我留下如此难灭的记忆，不知是文章之幸，还是我之幸。应该说，我做“树”之文的心念大概最初诞于斯，但当时仅仅是心念而已，是一种愿望，一种不确定，一种等待和想念。至于何时能兑现，就像爱情的来临一样，是难以计划和刻意的。我们可以刻意亲情，但无法刻意爱情。爱情是秘密，是命运，是欢乐，是痛苦，是不可言说。对我来说，写作与爱情是一回事，本质相同的一回事，只是表现形式不一而已。
话说回来，真正有关做“树”之文的契机来自于三年前，有一天，我回家，看见老婆正在像给幼儿洗澡一样“甜蜜又专注”地在清洗着一截脏不拉叽的烂树木。树木有海碗一般之粗，不足一米之长，看上去黑乎乎的。黑不是那种高贵的油亮的黑，而是一种几经腐败腐烂的黑，在清洗过程中，甚至散发出一种陈年腐烂之气和味。更荒唐的是，这截烂木头居然还是千里之外的广州邮寄来的，邮寄费达21元，以我经常邮寄的经验看，起码还要外加4元钱的纸箱费。一截烂木头如此“非常”乃至可以借用“闪亮登场”的套语，荣居我家中，显然事出有因。问怎么回事，老婆说，这是一棵13000—16000年前的“古董之树”刚从广州花县地下挖出来。我说，年头是够久的，可一截烂木头有屁用，又不是一件陶器。老婆说我没文化，并向我申述一个道理：2000年前的陶器有的是，但2000年前的树却稀罕得“闻所未闻”更何况是上万年。我说不会吧，她反问而答：树又不是铁，能在地下呆上千年？我一想也是，在地下埋过万年的树早已变成泥。这么说，它还真是稀世之宝。老婆说，它还是一个谜，何以能亘古不变？我想，这等于为科学家探寻世间之秘又辟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老婆说，何止一条？起码还有一条，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气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证据。老婆是学气象的，如今干的也是这玩意儿，看云识天于她只是小菜一碟，如果她在某个大太阳天告诉我，明日何时至何时将有暴雨或大风，我肯定不足为奇，因为那只是她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但如果要从一棵古树中“认识”一万年前的气候情况，我会想，这大概痴人说梦吧。殊不知，事隔不久，我就从有关报刊上看到，有科学家已经从广州花县地下挖出的一批古木中“后报”（不是预报）出了那时候（13000—16000年前）的气候情况。这是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不是小报记者搞的娱乐新闻，我没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
其实，从树木中“后报”过去气候状态，这是当今气候学中的一门学科，不但毋庸置疑，而且正在吸引世界更多的科学家问津。想想看也是，我学龄前的儿子都可以从一截树的剖面中“报出”树的年龄，那么，科学家们凭借精密的仪器和深奥的学术“报出”树木们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现在，那截“烂木头”成了我家的一个少有的珍藏，高贵地沉睡在明亮的玻璃柜中，我在无聊之时，时常沉默地观望它，有时候还能亦梦亦幻听到13000—16000年前的风雨声。
1999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