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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钱的醋呢？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这层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
说实话，矿工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八九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山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
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洼洼，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人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是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不仅大牙湾，铜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
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
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院落连同三四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形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是搁着许多日用杂物。
“你找谁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他。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位住他的小胖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明明，王明明！”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
这时，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他，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厉害，镶着两颗“金牙”从他高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你找谁？”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一两毛钱的醋？”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转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河南大哥咧着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街上的门市部关了”少平解释说。
但实际上还没有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
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
“走，进屋去坐！”王师傅过来拉住他的胳膊。
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
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他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
“兄弟，先喝一杯！”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
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
一时三刻，这夫妻俩热忱地问了他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
过了好一会，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
他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车笛的吼叫惊醒了他。
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来。他象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象打摆子似地哆嗦了好一阵。他感到，胃里象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般地刺疼。
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
他来到医院时，医生们还没有上班。他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旁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配着一根尼龙绳，上面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桅林似的自制电视天线八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身体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
和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四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面三个很快查完了。其中有一个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
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他的光胳膊上。
他象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
女大夫捏皮囊的声音听起来象夏日里打雷一般惊心动魄。
雷声停息了。鼓涨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松驰下来。
女大夫盯着血压计。
他盯着女大夫的脸。
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他听见她说：“降下来了。低压八十，高压一百二”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呆住了。
“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他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夜他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他手里。他向她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里去报到？”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
他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象揽工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吐出一口气。噢，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