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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他想,搞政工的外调人员成天翻人档案,思谋着怎么整人,准是个爱抽烟的,还不如把我这个不抽烟的小伙子捎上哩,何况又是老乡。
他加好了水,从保险杠上跳下来,叫我赶紧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说家当全在这儿啦。他又笑了笑,打开车门,摸了摸我脑袋,说了声:“走吧!”
咱们车走上大路,就看到那个交通厅的干部领着一个提黑皮包的人边跑边朝我们叫唤
不瞒你说,这司机就是我的师父。在车上,我把咱们老家的情况告诉他。他听着直摇头叹气,说全是“大跃进”搞坏的。谁都知道“太跃进”那阵子,就数咱们老家吹得邪火。他又问我去哈密找谁,有哪门亲戚在那儿。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说了,又掏出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别看不起体力劳动,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所以当工人最光荣。他四七年在老家参军以后就开车,四九年进了疆,上面叫他当干部他还不当,转了业,照旧开他的车。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对脾气,还没到哈密,就决定收我当他徒弟了。
这样,车经过哈密,我就没下车,跟他一块儿直奔了乌鲁木齐。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说,你来看我啥也别带,要有好花,给我讨换一盆来。你看见你背后那棵君子兰没有?这就是我昨天从一个东北老客手里面,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明天给他送去,他一准喜欢!
我说的这些你不厌烦吧?你们记者爱写大人物、英雄模范。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虽说也受过表扬,得过奖状,不过那都是咱公司内部的,连新疆日报也没上过。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写了也没哪家报纸登,我只是给你提提神罢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弯就上山了
从此,我开上了车。日子就跟车轱辘一样,转得飞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门的轱辘,一小时八十迈,烦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里的轱辘,光打转转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来年。这期间,车也换了好几辆了。我开的头一辆是苏联的“嘎斯”后来换了咱们的“解放”捷克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你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