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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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形，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法曰：“强弱，形也。”

    后汉，羌胡反，寇武都。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抄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而今日且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今兵少。吾之增灶，使敌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b>译文</b>

    大凡对敌作战，如果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时，必须多设旗帜，加倍增筑锅灶，伪装成强大之势以迷惑敌人，使它无法摸清我军多少、强弱之实情，敌人就必定不敢轻易向我进攻，我便可以迅速撤离，使全军摆脱危险境地。诚如兵法所说：“兵力的强弱，是可以用‘示形’之法伪装的。”东汉安帝时期，地处西北的羌族举兵反叛，寇掠武都郡。临朝执政的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才略，升任他为武都太守而令其率兵西行平叛。羌人首领率众数千人，阻截虞诩于陈仓、崤谷一带；虞诩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为了麻痹羌人，虞诩扬言他已上书皇帝请求援兵，只等援兵一到就进发。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分兵到附近各县进行抢掠。虞诩乘其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率兵疾速西进，日夜兼程赶路，一昼夜行进二百里，并命令部队官兵每人各造两个锅灶，每天增灶一倍；羌兵见此情形而不敢逼近虞诩部队。有人问道：“孙膑围魏救赵时是采用逐日减灶之法欺骗魏军的，而您却是用的逐日增灶之法；兵法上讲一日行军不得超过三十里，以防不测，而今我们却走了二百多里。这是为什么？”虞诩回答说：“敌人兵多，我军人少；敌人见我军锅灶逐日增多，必定认为诸郡救兵来参战了，兵力增多而行军速度又快，敌人必然不敢追赶我们。孙膑是故意向敌人显现自己力量弱小，而我现在是向敌人伪示自己力量强大。（两者所用战法之不同），这是各自所处的态势不同的缘故。”

    <b>解析</b>

    本篇以弱战为题，旨在阐述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作战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和方法。它认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敌作战，要用“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的办法，伪装成强大的样子，使敌人无法判断我军的虚实、强弱之势，因而也就不敢轻易同我交战。这样，我军就可安全撤退，远离危险。本篇援引孙子兵法-势篇的“强弱，形也”一语，原意是，军队的强大或者弱小，是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大小所显现的。但本篇这里则转意为，兵力的强弱，是可以用“示形”之法伪装的。军事实践的经验表明，战争不但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慧的竞赛。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要打败敌人，就必须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动作用，在运谋斗智上胜敌一筹。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内容的“示形”方法，以达到欺骗敌人、迷惑敌人乃至战胜敌人之目的，这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经常被采用的一种有效战法。东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汉将虞诩就是运用“弱而示强”之法战胜羌兵的。虞诩奉命率部出任武都太守，以解羌兵进攻武都之危，结果被羌兵拦截在陈仓、崤谷一带不得前进。当时，从双方兵力对比看，羌兵优于汉军，在此众寡不敌的形势下，虞诩首先采取虚张声势之法，故意扬言已向朝廷请求救兵，但必须等到救兵一到才能进发，以此麻痹和松懈羌兵；继则乘羌兵四处抄掠而兵力分散之机，日夜兼程，急速向武都进发，并在途中采取“增灶示强”之法，进一步欺骗和迷惑羌兵，使其无法摸清汉军的虚实，从而摆脱了羌兵的追击，顺利到达了武都郡。其后，虞诩所以能以“兵不满三千”（见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下同）之数，而击败“万余”羌兵对武都的进攻，这主要是由于虞诩运谋斗志胜过羌兵的结果。当时，有人以“孙膑减灶而君增之”为辞，向虞诩提出疑问。但虞诩回答得好：“孙膑见（现）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虞诩此种不为古代成法所拘泥，善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作战指导，是值得后人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