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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是牛皮纸袋，而是邮政的灰色塑料袋，比以往的包裹要厚上许多，以至于某一刹那我曾心存侥幸，当熟悉的瘦削字体映入眼帘时，我才算让自己的喘息平稳下来。
辅导员心情不错，主动跟我侃了几句，他问我元旦去哪儿玩了，我没搭理他。我感到手滑滑的，像捏着一团肥油。
元月17号是腊八节，这是一大早看到父亲来电时我唯一的念头，结果嘘寒问暖一通后他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口吻说母亲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喉咙里咕咕作响，这个冬日早晨实在是静得厉害，连父亲都没了音。“咋了？”好半晌，我笑了笑。
“别担心，别担心，”他也笑笑，僵硬得像条干带鱼“妈的，没一句准话，现在说是给拘留了？”耳畔“吧嗒”一声响，我几乎能看到烟草瞬间引燃的样子。
出了客运东站，我直奔市公安局。好不容易找到刑侦大楼，被告知已下班，看看表，十二点不到。
午饭叫了碗面，拢共也没动几筷子，虽然早上只是喝了杯豆浆。接下来的俩钟头都耗在行政新区的马路牙子上。天气晴冷。不多的几缕阳光从楼宇间挤出来，显得绵软无力。
预审大队在二楼，几个人懒洋洋地沐浴着暖气，说明了好几次来意，一个圆脸胖子总算抬起头来，让我提供下身份证明。我说按法律规定如何如何。
他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家属呢？”没办法，我只好跑居委会开了个证明，父亲想一起来，被我拒绝了，我说没啥事，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是的，我是这么说的。再赶过去圆脸已不在，只剩个老头，告诉我下班了。我问拘留罪名是啥。
他说他哪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门口等着，这次索性没人理了，坚决地晃悠了一上午，胖子不耐烦，让我上主楼找办公室去。办公室让我找行政窗口。行政窗口还不错，说给我打个电话问问。
有个十几秒她就挂了电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说的也不算。“是那个案子吧？”她问。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她说这是大案、要案，公安厅亲自抓，我说公安厅也得按法律来啊，知不知道什么叫依法行政？我绞尽脑汁地搜索着课本上那些吓死人的话，却连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几天里我往预审大队跑了十来次。
最后说不给拘留通知书就向检察院控告，胖子骂骂咧咧的，一阵冷嘲热讽，我脑子一热，冲过去揪着衣领把他拽了起来，他僵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让我有种就打。
那张珠圆玉润的脸在阳光抚摸下宛若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母亲是14号中午被带走的，至于是拘传还是协助调查，没人知道。
剧团办公室被搜查了一通，据说除了电脑、账本，还搬走了几箱杂七杂八的文件。当天下午，铁闸门就贴上了封条。剧场也有人去，不过很快就出来，什么也没带走。
事实上戏还接着演了两天，直到16号早上才以存在重大消防隐患为由被执法局要求停业整顿。
艺术学校马上就要放假，母亲在那里有间办公室，但毕竟尚未正式招生，大概也就放了些教学相关的文件，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我就不清楚了。老师们担心的是，随着中小学生寒假来临，各种兴趣班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
这个说实话，已远超我所要操心的范畴，还是问老天爷比较好。家里自然也不会放过，要不是奶奶以死相逼，书房那台电脑被薅走的就不光是个硬盘了。
母亲被带走时，父亲自然是在小礼庄不是伺候猪就是倒饬鱼接到消息就往公安局赶，待遇嘛，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一连两天都没得到任何正式回应，后来直接不让他进门了，15号下午有个女的跟他说没啥事，就是调查调查，让他回去等结果，不想17号早上再过去时就被告知人已经给拘留了。
我问父亲为啥不早告诉我，他说不想影响我考试，何况起初确实觉得不会有啥事，除了捏紧拳头，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或者说，哪怕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又能做点什么呢？回想起来，从平阳到平海的路上，脑子都是懵的，而心脏剧烈跳动，像是被谁拧紧了发条。
控告和申诉都写了，前者交给了市检察院，后者寄到了省公安厅，结果都杳无音信，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要说不急肯定是假的，短短几天内白头发都冒了一茬，他想请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