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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篇杂文形而上意识中，因为并没有针对形而上哲学，形而上主义，与形而上意识之三者的概念，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解释说明，也没有对三者的内在关联性以及质的区别进行阐述和辩证说明，所以有可能让读者们陷入一种不知所云的尴尬，所以在此，我先向读者深表歉意。
褦襶子先生在我的形而上意识后面的点评中提议，希望我能另行一文进行阐释，但限于我本人的学识也很有限，虽不揣冒昧另行此文，也是用了“姑且一论”的心态，对形而上哲学，形而上主义，与形而上意识之三者的内在联系以及本质上的某些区别，进行一点个人的主观解释。无论如何小心谨慎地阐述和说明，也总难免偏颇挂漏。故若读者对此篇另有疑义，则不妨在本文之后提出见解，而我本人也希望能与读者共同进行理性地切磋和交流。
形而上哲学，在东方文化里，最早出现于易传？系辞中，见于其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西方的形而上哲学，则源于众所周知的古希腊罗德岛上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他在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所起的名称就叫作“形而上” ，意思是“物理学之后” 。这个名称，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哲学思辨的争论中，并演变为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通俗地讲，由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形而上哲学体系所发展出来的形而上辩论法基本上包含两种本质：一种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二是指单凭直觉（超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哲学，有时也泛指研究哲学的本体论。至于易传？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意思，则很显然与亚里士多德所宣扬的形而上哲学辩论法，虽有着一些相近的特征，却还存在一些不同的本质。东方文化中的形而上，谓之“道”而此“道” ，自然非彼亚里士多德先生之“形而上辩证法”故而，仅就形而上哲学而言，东西方文化在认识“形而上”的方面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在于东方文化中的“天道”之说，与亚里士多德所宣扬的“辩论法”之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强调的是东方文化中固有而神秘的天地阴阳论，而后者强调的是“泛知主义” ，即用主观的一点去判断客观之一面的哲学思辩方法。
易传？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明了东方文化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是对立统一的思辨方法，前者，是对天地阴阳的自然造化进行一种纯主观地虚空阐述，而这种阐述的前提人文条件，则是类似于佛家或者道家们所提倡的“感悟”之类，是要求人们在不可揭示的天地阴阳等现象面前，学会去从服和顶礼膜拜。而“形而下”的概念，则又在劝诫人们要关注客观现实，关注事物的实体并进行实事求是地揭示和阐述。
在形而上哲学的理论方面，很显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理论是不完整的，他只是强调了类似“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一面，却忽略了“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一面。但是在哲学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很显然有其强悍的生命力，甚至连马克思也都要不遗余力地去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形而上哲学。
但是，不论是易传？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哲学也好，归根到底都是纯学术意义上的哲学理论，其思辨方法论的基点，也基本上停滞于唯心主义世界观里面，而其本质，自然也与“心动则叶动，叶动则风动”之类的佛家故事，几乎是完全出自一辙的玄虚理论。
形而上哲学，作为一种纯唯心主义的学说，并非没有一点积极作用。我们知道，举凡中外人类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几乎绝大多数都喜欢用一种“唯心”的思辨方法及感悟方式去进行创作。而在这些伟大的诗人们所遗留下来的伟大诗歌作品中，自然也蕴藏着很多出自于喜欢“唯心”的诗人们之个人的主观感情。
在人类创造客观现实的客体对象与人类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我们很难证明到底是客观决定了主观，还是主观决定了客观，而这，正是“形而上哲学”的旺盛生命力之所以如此绵长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自然有其合理性成分，但是马克思本人，却并不是创造客观物质的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家，所以他个人的学说，在反对“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一方面，很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而历来的文艺创作者们，也少有根据马克思主义而创作出杰作来的事情，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并不是百花齐放的文艺风格，而仅仅是强调了“现实主义”这种唯一风格的文艺创作方向。
而“形而上主义” ，则是完完全全地另一回事，其本质，并不属于哲学范畴，更不属于唯心论，自然也不属于唯物论“形而上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无思辩性。
“形而上主义”之所以衍生并能在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深深地扎根于部分人们的潜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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